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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身:基本演绎法 | 打边炉ARTDBL
2019-12-04 11:16

采访及编辑:黄紫枫
受访:王友身

今年冬天,《打边炉》和上启艺术共同策划推出“冬谈”项目,其初衷,正是基于2019年上启艺术呈现的三个艺术展览,我们希望重新面对躁动的时空,以冷静、舒缓的方式,组织切实的现场与深谈,并以回归文本的方式,提取一段价值线索予以沉积和保存。11月15日,第三届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开幕,王友身的作品《每平米》参加了本次展览。在展览开幕后一天,《打边炉》与王友身在上启艺术工作室进行了一次谈话。

在准备王友身的采访时,我从AAA(亚洲艺术文献库)发现了王友身的个人档案,除了常规的个人作品、展览以外,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展览事件,这些事件指向他个人的生活工作轨迹,如1988年美国电影回顾展、1989年多位艺术家为《北京青年报》“中国现代艺术展专版”提供的手稿、1991年奥斯卡得奖电影观摩的场刊,这些事件和当代艺术乃至他的艺术创作都没有切实的关系,却被以完好档案的形式留存下来。

采访的过程中,我们更多时候是从同为编辑的工作中出发,由此切入至他的艺术实践。王友身回复我的邮件中,每一个文件都以统一的格式命名,如“打边炉2019【王友身访谈】修订稿”,打开审校稿,文章头尾亦按标准的格式重新标注了访谈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采访者及修订者,不难看到他是如何在细致的整理中建立起自己的工作坐标。

确实,相较于他的艺术创作而言,我更好奇他三十年间作为报社编辑的另一面,这一面和他艺术家身份之间的关系时常被提起,却鲜少有深入完整的讨论。访谈发布前,依照惯例,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ARTDBL:媒体的身份一直是讨论你工作时绕不开的点,自从今年你从《北京青年报》社离开之后,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似乎开始告一段落,相应的创作上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

王友身:这当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抽离,但对我来说,媒体这个身份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三十年的时间,它就是我日常思考问题的对象。包括昨天开幕见到了一些常年不见的朋友,寒暄过后他们就会问我:“怎么样,还在报社吗?”他们已经默认了“报人”也是我一个正常的身份。当所谓的媒体属性成为了我的日常,像新陈代谢一样,每天都会出现新的内容,每天都是新的开始,关注点也会不一样,改变自然就发生了。艺术就是个人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身上,去思考我今天要做什么,今天的工作对象是什么。


ARTDBL:回到个人的日常,让我联想到了你的存档工作,我在AAA(亚洲艺术文献库)的网站上看到你的档案,相当详尽地收录了你的个人档案、参与过的事件、乃至你在《北京青年报》工作时的相关文献,这些个人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你的工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友身:整理档案就是我日常的工作方法,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存储了很多的印刷物、图片和材料,留有大量的“证据”成了我基本的工作习惯,光说没用,证据是重要的。这就是媒介,它们是一个个可供追溯的点,而不只是某个人的概念陈述,陈述无法形成说服力,很容易人云亦云。就像这个杯子,我不能一直在描述什么叫杯子、杯子里头有什么东西。只要我把杯子留下来,放到你面前,它的态度一目了然,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多的阐释只会造成伤害。


ARTDBL:“工作方法”也是你在过去的访谈中不断被提起的高频词,对于你的艺术创作而言,是否存在具体可操作的方法?

王友身:我特别喜欢“工作方法”。确实,我所做的大量文献处理和存储的工作,对于我的创作或许没什么用,只是这里边有着巨大的动能,它们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语境下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它形成了我基本的方法论,或是我工作的准备。我会不断地重新翻阅过去的档案、材料,去发现它们有意思的地方,所有的信息早已在我脑中存档,它们有可能会影响我的作品,也有可能完全没用,无所谓。


ARTDBL:不只是个人的档案,只要我们提到“档案”,一定会面临着档案筛选和留存的问题。这当然涉及到档案的“意义”,但这个意义其实是变化的,可能当下我们某件事情有意义,过了一百年这个意义就消失了。

王友身:你说这点我很认同,实际上我并不会去做任何的筛选,尽可能大量地留存任何产生的原件,遇到了,碰到了,拥有了,我就存下来。如果当初我筛选的话,很多东西毫无留存的意义,但有一天,我找它了,它就有了意义。它们并不仅是档案、证物,也是我艺术工作的材料。不同的材料有不一样的属性,日常材料的物理属性是一方面,有些材料对我来说则是方法论,我只要看到这个点就知道,它是作品可能性的原发点或“灵光”。


ARTDBL:《每平米》内有大量的档案文献,包括从工作室拆迁现场的声音和物料,在做这些收集的时候是有一种快感还是已经预示了要做成作品。

王友身:石膏板是我从拆迁现场捡回来的,在收集的时候已经有了做作品的想法。这个作品的署的年份是从2007年我建这个工作室开始算起,当时留了很多的照片、图纸、包括和建筑师施工队现场讨论工作室的规划,这些都是我按照自己档案存储的习惯留下来的,十年后,它们在无意中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故意”的。


ARTDBL:在大量的存储工作当中会不会有种迷恋过去的成分?

王友身:不会,这是我的“基本功”,大量的存储也会指引未来的工作,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回溯,就是日常的生活方式和工作过程而已。其实大部分还是一些无意义的工作,把所有能量耗在无意义上的日常特别有意思。别人或许会觉得很奇怪,他们说我干这些事特无聊,怎么不做一个雕塑,怎么不画张画去。确实挺无聊的,也没什么情感,文件分类能有什么情感,所有的档案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今天和过去都是在同一天的语境里面展开的讨论,反正最后都是一种工作习惯,关键看个人。比如不同知识背景下成长的新一代,我能从他们对我作品或者参与过展览的解读中,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我挺认可这种在重新书写中不断打开的过程,当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观点和工作逻辑来面对事物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而不是死尸、文物而已。


ARTDBL: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反复自观材料的过程,让我对你作品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一个进行中的状态。

王友身:我很喜欢未完成的感觉,档案做得越多,成为了我体内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不断消耗的过程。像《我奶奶去世前后》的系列可以算是我最早的作品,直到前两天我还在做,我也是把自己的作品作为工作素材,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开放的,呈现方法却在不断变化,重新地被展示。作品并没有完全地被封存,有可能因为我个人状态,也有可能因为客观原因的变化,当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合适的时候,就把“旧”作品拿出来。


ARTDBL:这些事件是一个触发点,或许向前会衍生出一个作品,往回追溯则是你过去所累积经验,这之间还是要经过一个很强大的处理器。

王友身:对,这个处理器就是艺术。什么是艺术?不是把我的东西一股脑拿出来就叫艺术了,它一定要经过处理和转换,经过不断讨论、质疑的实战训练,这时候你才知道有哪些可以转化成艺术作品,哪些就是档案文献而已。



ARTDBL:你曾谈到过质疑职业性艺术家的身份,不过像在你过去30年都在一个稳定的单位组织里面,你会去质疑这一部分的身份吗?

王友身:我很喜欢在系统里面跳出来或再进去,当我进入一个系统时,会研究周遭的工作关系。去年我轮值负责外交公寓12号空间年度工作时,停下了大量私人工作的时间,花一年时间就做这个空间。这个时候我是作为空间工作人员,从艺术家的身份里面抽离出来了,以不一样的方式去和艺术家合作。同时再从这之中跳出来,回到艺术家的身份去处理一些关系。因为艺术家很少愿意碰这一部分的工作,愿意打开自己,成为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咱们一直在讨论系统的优劣、批判系统体制的问题该如何进行,我认为质疑之余,得先进入到一个系统里面,不管是作为艺术家、媒体、或者是内部的执行者,都得先有认知才行,并不能只是一个口号。工作一段时间再出来会有不一样的考量,也会形成不一样的认知,了解到自己需要弥补和解决的部分。


ARTDBL:也接受被系统同化、规约的这一部分吗?

王友身:这是不可逃避的,在系统当中的时候,我就是它的一部分,但我一直想从整个坚固的生态当中逃离出来,以很弱的个人能力进行实验,才可以试图去改变。和你说我作品“进行中”的概念很类似,不光是作品,我日常的工作逻辑就是这样的,在身份不断转换的过程中,观察角度会变化。从一个作为传播者的中立者,要尽可能地去回避自我的部分,突然成为当事人,作为艺术家一定是大写的我,再到作为机构中的一部分的时候要从空间的定位去考虑自身的工作。


ARTDBL:但是艺术创作可以呈现明确个人的时候,你反而又不去那么去做了,在《每平米》这个作品中,你个人对于社会事件的态度似乎隐藏在了作品之下。

王友身:在这个作品里面,我是往后退的,特别想消灭自己的东西。创作的出发点是个人的体感和经历,但这个自我是放在很后面的。我不能把艺术当作为个人情感宣泄的窗口,甚至很讨厌这种无病呻吟。所以我的创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时间很重要,在几年的时间内不断地消耗最初启动创作的能量和热情,我更感兴趣的是它可能会变样、走调的后续。

这其实跟媒体的做法很像,我要强调的是一种中立性,就像在事件当中,媒体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在事件的两端之间传递客观的信息。一篇报道能够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一定是经过了编辑、记者、摄像师等不同个体的合作之间,反复筛选、编辑、加工的过程。文章写好、视频拍好立刻发出去的话,往往带着强烈的情绪,而编辑处理,就是在消减这当中的极端性,尽可能地去呈现多方的观点和态度。所谓最初的动机,会在创作、书写过程中发生转移,技术性的原因、方法论的改变、现场的互动,都有可能导致新的问题出现,形成一个持续滚动的状态。


ARTDBL:如果是这样的话,触发动机背后的事件本身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友身:它是我职业工作及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我一睁开眼,就要开始面对不一样的事件和信息。变成日常的东西就无所谓了,这些信息、事件过来的瞬间我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但我马上就能消化掉,因为职业工作在告诉我,它就是日常的一部分。


ARTDBL:如果你自己能够很好地消化所有的日常,会不会是因为你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个人化的认知体系,外界的变动已经不太能够影响你了?

王友身:每个人的触发点是不一样的,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可能会对另外的东西感兴趣。毕竟我从1988年进入报社,在三十年间每天二十四小时高强度工作的刺激下,对信息的敏感已经是一种机械化的反应了,很难再产生最初那种本能的亢奋。当一个事件出现,我马上就有一个基本的应对框架:判断选题从哪个点做,这个记者跑什么,那个记者做什么,资料怎么补,图片怎么跟上去,声音怎么完成……后续要做的只是随着事件的不断推进再补充的工作,这是因为我在若干年大大小小的事件、各方来回沟通的经验的积累下,自然形成的应对系统。



ARTDBL:大多数人都会追问为什么开始一个系列的创作,但同时,你花几年时间做出来的作品,后续还会经历漫长的“再打开”过程,会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搁置/完结创作?

王友身:到我觉得再做就有可能重复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了,我也很讨厌不断重复自己,在同一种态度、同一种样式里反复调适,我可能会顺应具体的环境去完成自己的作品,或者在一个合适的时刻把别的东西打开再进行展示。

像我的《清洗系列》,离开了工作室,当地的水质、水温、气候,会导致作品完全的不同,这些都是我不可掌控的。前年我在德国展出《清洗》的时候,当地的水跟照片接触时出现了霉菌,而且这种霉菌还会对公众健康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状况,这个霉菌对我的作品产生了切实的新问题,我要在不影响公众健康的前提下重新调整作品的呈现:就把产生霉菌的“新闻水”晒干,水干掉以后霉菌和杂质会沉淀在所有相纸和显影盘上。因为一个实际问题的出现,反而把我的作品更向前推了一步。


ARTDBL:新的问题会不会过分具体或者专注于形式上的调整?

王友身:也不是,它会直接推着我去面对如何继续呈现的问题。要么推倒、撤展,但我选择继续,积极主动地去面对,因为我希望出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具体,艺术家最开始提交的就是一个方案,但到了现场是千变万化的,开幕前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关键是看怎么应对它。一般来说,开幕是艺术家工作的结束,观众的介入关系、解读、言说,就是作品之后的部分了。

有意思的是我的《外交公寓》作品,我连后面这一部分也介入了。没有布展,也没有所谓的结束,把展览变成每天的呈现,80天内每天都是我的作品。包括我快递过去的包裹,观者可以打开也可以不打开,这里面的所有呈现或者不呈现都构成了我的作品。展览是在千变万化的“挑衅”中不断修正、颠覆的过程,艺术家提供各种和自己相处、和观众之间沟通的可能性,最后剩下的都不是最初的方案计划,反而是所有在过程中异化了的东西。


ARTDBL:你原来说过图像是最能够表达的力量,作为一个图片编辑也好,一个拍摄者也好,画面本身的信息量还不够吗?为什么反而要去破解图像本身让它产生变化?

王友身:完全不够,画面本身的信息量有可能是误读,有可能是编辑的有意为之。我们做过纸媒,都明白那剪刀下去,一些信息就被剪掉,可能会产生颠覆性的变化。我特别喜欢编辑这个词,它是我的身份,同时还包含了我工作的过程和状态,经过了筛选的过程,最后呈现给大家的部分是经过我消化处理的东西。越是缺失的部分我会越想呈现。一般的图像一般看一看就过去了,如果是不一样的方法,大家或许会停留一秒,想一想为什么会产生了损耗,艺术家在他的方式来填充、丰富图像的信息点,最后产生千变万化的可能。


ARTDBL:所以我们刚刚讲很多编辑这个工作对你创作里面的这些方法上的共同的这种工作方法问题,反过来说呢?对于你的媒体工作而言,艺术家的身份是否形成了别样的参照视角?

王友身:那就是更直接了,从艺术家的角度切入到职业媒体人的工作之中,对媒介的触动非常大。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印刷还是铅字的时代,所有的书写方式、阅读方式、排版方式就是不可更改的。只有编辑的工作有巨大的乐趣在里头,经历过铅字印刷,必须严格按照一个一个的字符来编排工作,你才会知道凸显版面编辑的语言和要点。

当时我就很想去改变过去纸媒的版面语言,重新梳理和设计、编辑一个版面上呈现的信息结构和体量,这些都是需要做大量的视觉导引的,恰好90年代出现了电脑,胶印时代来了,改变起来也更加自如。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实践,因为我知道如何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梳理、重新导览,让读者知道我们的关注点在什么地方。我做过最极端的行为是先完成报面板式,后补文字的一个整版,只有一张人像照片、一个大标题,那张报纸就像海报一样,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事情,这样来达到极端的信息传播效果。


ARTDBL:所以在这里面文字和图像,包括整个版面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友身:文字和图像对我来说一样的,文字和图像是所有信息的出发点、元素点。我过去的艺术里面也做过大量关于图文认知的工作,有时从不同角度进入到图像和文字的部分,进行各种各样的语言探讨。我是分阶段地去研究、实践,但是整体上就是一件事儿——关于媒介的表述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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