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和存在的双重见证 | 财富堂
2021-12-15 13:51

生命和存在的双重见证
——梁绍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蚕我，我蚕》评论
文/ 王凯梅

冰川融化，物种灭绝，亚马逊在持续不断地燃烧，亚洲腹地大洪水泛滥，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又以一记猛拳砸向人类。人类活动带给地球的灾难让我们正在经历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危机，然而，仅仅在100 年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伯特·密立根教授还宣称：“造物主为他的杰作安装了万无一失的保险，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人类是无力对地球造成巨大伤害的。”类似的宣言，近年来通过各种阴谋理论的伪装，在权力的走廊和社交媒体中呼声不断。

做为地球众多物种之一的人类，如何认识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如何重新建立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物种共存的关系？140 多年前，法国昆虫学家和文学家法布尔在普罗旺斯乡村的荒石园收集、饲养和观察昆虫的生活习性，用生动的语言记录蚂蚁、蟋蟀、毛毛虫……这些自然界中最不起眼的小生灵，从产卵、孵化到筑巢、结茧的生命戏剧。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认识和理解虫子的生命，集结成十册大部头的《昆虫记》。

法布尔以人性观照虫性，以虫性反映社会的举措，不仅探索了昆虫世界的奥秘，他以万物有灵之心对昆虫的关注，堪称领先时代的跨学科跨物种的生态科学文学家。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梁绍基用活体蚕虫为创作工具，三十余年与蚕相伴，通过对蚕虫生命和习性的研究，领悟到“我即是蚕，蚕即是我”的人生意境。他具有东方文化基因和个人哲学反思的生物艺术，是一种西方传承之外的当代生态学的“艺术表现”。2021 年9 月29 日，经过近四年的筹备和创作，梁绍基的个展《蚕我，我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


从走进展览现场那一刻，观众就置身于蚕的世界：蚕丝包裹的古老香樟木残体散落在地上，缠绕着蚕丝的巨大铁链环从天井的钢铁横梁落下，横竖堆砌形成宏大的雕塑群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所在的昔日的发电站，在这里转化成一个天地初立与工业文明相遇的场域，一个巨大的考古现场。这里的线索，一头牵动着自然与生命的天然殆尽，另一头支撑起人类创造的现代文明之躯。

梁绍基将“炼狱”的概念带入这个充满反差的艺术现场，邀请观众从进入展厅开始，就在蚕的轻盈，丝的隐形的带领下，感受古木的久远，铁链的沉重，展开人类在自然、生物、文明冲撞中塑造自我的想象。在被梁绍基大动干戈改造过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现场，反差和戏剧效果是贯穿整个展览的丝线。

观众可以选择通过被打造成茧型甬道的蠕动的电梯，或摆放着蚕丝包裹的云状古木雕塑的台阶，来到二楼平台，进入为展览场地特制的装置作品《天庭》：这里椭圆形建筑顶端高挂着三根巨大的光柱，同地上摆放的蚕丝萦绕的三角立柱，组成令人心生敬意的光的教堂。人栖居于世界之中，天地人神平等共处，“天人合一”的“中国式”生命境界的意愿，这是梁绍基的艺术人生最纯粹的哲学思考。


梁绍基，1945 年生人。在充满文学、科学、音乐和美学气息的上海弄堂里接受了最早的艺术熏陶，上世纪70 年代，浙江美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浙江台州的麻编厂从事编织设计工作，之后又师从于保加利亚壁挂艺术家万曼，探索以纤维创作软雕塑。让梁绍基认识蚕丝艺术性的缘起，来自工作中的一次偶发。

“那天雨后，从礼堂高高的小窗射进一束淡淡的光，投在钉在丝绸上的经烘焙干燥无生命的蚕茧上，顿时，蚕茧在眼前生出迷离之影，若隐若现，犹如活化，丝光闪闪……” 展览中的作品《床》（1993 年）是第48 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作品。梁绍基用发电机内部烤焦的铜丝圈制成床架，让蚕在其上生存、吐丝、结茧。和蚕一样，人的一生也是始于床又终于床的过程，而生命的床上总是承载着一个一个焦灼的个体。

他将工作室搬到天台山，远离城市和艺术圈的中心。这座位于浙江省东部的历史名山不仅汇集着各路寻求另类生活的结缘弟子，这里也是江南地区拥有悠久历史的蚕丝生产基地。三十余年与蚕虫的亲密接触，与当地蚕农共同生活生产，梁绍基掌握了不少对于蚕农和科学家都属于未知的昆虫语言，对蚕虫的生态表现有许多超越艺术的认知。吐丝裹茧是蚕的自然天性，而梁绍基的艺术是通过干预蚕吐丝的习惯，让活蚕在特定的材料和图案上吐丝。可以说，活蚕在梁绍基手上，就如罗丹伸向大理石的刻刀，波洛克泼洒到画布上的颜料，视觉化地呈现艺术家的情感和思考。

在蚕吐丝的5、6 天中，梁绍基总要通宵达旦地守护其旁，他的生命体验，在那些蚕虫不舍昼夜地吐丝的日子里，与蚕的生命轨迹叠加成同一条线。在梁绍基的世界里，这是他抵达的与蚕共生的和谐境界。生命的本源是他谙熟的每一条蚕虫短暂的生命与人类的地球生存史共同编织的宏大叙事，无论是物种等级中处于低位的昆虫，还是优秀的艺术家的大脑，在那一刻，他们都是平等共生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梁绍基的作品是一次次蚕与自我双重生命的记录。在目睹数不尽的蚕虫从鲜活的生命运动化作蚕茧，在经历破茧成蝶，蜕变出新生命的历程后，生命转化蕴含的挣扎、痛苦和升华，触动着艺术家的情感和思考。在与梁绍基的多次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一种悲悯生命的慈悲与柔软。我想到上一次在天台山拜访他时，在半山腰游客罕至的清凉古刹旁，梁绍基抚摸着布满青苔的山墙，陷入沉思。

“世上的生灵都在荒唐的、无法平息的矛盾中寻觅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在1994 年“自然系列”的创作手记里这样写道。但梁绍基绝对不是一个生命的悲观主义者，而更像是一个永远保持好奇心的孩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大写他与蚕同生共感的生命体验。展览上的《荧光》系列作品，利用转基因技术，作品《沉云》现场，图片来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使得蚕丝在光的激发下放射出荧光；《白光》透过18 个影像于加速中幻化为一束飞逝的白光，绵绵延伸，照亮人生的道路。在科学与艺术，自然与创新的边界，他甚至还有更大胆的构想：创作基因的音乐，用蚕丝创造航空降落伞，甚至把作品和蚕送上太空，看看蚕在宇宙里怎么吐丝……

法布尔在《昆虫记》中，有一章对石蚕的观察。当他看到石蚕在水中用身体做舵桨，像潜水艇一样在水中自由升降时，他写道：“虽然它们不懂人类博大精深的物理学，可这只小小的鞘造得这样的完美，这样的精巧，完全是靠它们的本能。大自然所支配的一切，永远是那么巧妙和谐。” 那些被梁绍基称作小生命的蚕虫，也是这样用大自然的神工造化启发他的创作和人生的。

展览上展出的最新完成的作品《皮肤》，不再强调活蚕的造型能力，梁绍基任蚕虫游走吐丝，结出一片如同人体皮肤的蚕丝作品。悬挂在展厅中的蚕丝“皮肤”从屋顶垂下，积聚着蚕虫吐丝中残留的分泌物，有切肤的真实感，让人想到被剥皮的基督教殉道士圣巴塞罗缪（Saint Bartholomew ）手举自己人形皮囊的形象；或者，这一片“皮肤”是圆寂的禅宗大师留在身后的衣钵袈裟，超脱了肉身束缚的人类灵魂存在的见证。是蚕虫成就了梁绍基的艺术？还是他的艺术成为这些和人类一样古老的昆虫的代言？梁绍基的艺术展示的“蚕我，我蚕”的关系，本身就是生命和存在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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