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圈，“说真话”也能成为一种创作 | 青桐platan
2021-12-29 16:02

文 / 范良骏

1 冬之旅

“我来时孤单一人, 走时也孑然一身。（Ich war allein, Ich Gehe, Oder allein.）”

这是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旅》（Reise in den Winter）的第一句，当前奏的和声结束后，这段唱词缓缓地流淌出来，只消一句，便将听众们拖入一片冰封的旷野。舒伯特很清楚，单单凭借曲调来表现冬日里孤身游荡的情境，未免显得有些抽象。于是他将缪勒（Wilhelm Müller）的诗句谱曲，用声乐将这种情境更加精确地传达出来。

从林奥劼个展的影像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与《冬之旅》相似的疏离感，不同于音律漫无边际的忧伤，艺术家的困境是具体的。同样是冬日，同样是孤身一人，长镜头跟随艺术家的背影缓缓行进。冬日的798褪去了热闹，厂区的金属管道交错纵横，迎着惨白的日光显得格外醒目，这场景几乎要将稀疏的人影吞噬。

“你好，我是艺术家，这是我的简历，谢谢。”寥寥几句广东口音的对白，点明了他此行的目的——将自己的简历依次递给798的画廊。在长达20分钟的影像里，他的行为略显生涩，每次递上简历后便匆匆离开。而影像中更多的镜头，落在他行进的背影上。他走的有些热了，便将棉服搭在手臂上，另一只手攒着简历，寻访几家画廊后，音频里传出他微微的喘气声，在接近尾声的对白里他似乎累得说不上话了。

当艺术家用脚步和长镜头丈量798时，这座艺术区似乎比现实里大了数倍，而艺术家的行为，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漂”的境遇。作为一位首次在北京举办个展的广州艺术家，无论是这座疏离的城市，还是艺术系统与艺术家之间的缝隙，由外到内皆为这件作品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林奥劼在行动过程中，尽可能杜绝了“人为干涉”和“表演”，无论进行前还是进行后，他从未和“被投简历”的画廊联系，即使与他熟识的画廊也被蒙在鼓里，纯粹的“纪实性”成为作品的力量所在。

对艺术家境遇深刻的理解，是他创作的基本前提。而林奥劼的身份不仅是艺术家，他同时也是“广州画廊”的画廊主。虽然在个展中，他尽可能地“稀释”自己画廊主的身份；但从作品切入的视角来看，并不是单一身份的艺术家能轻易实现的。从《我觉得我可以》中得以窥见，林奥劼的创作来源于对其“艺术家身份”的自我审视，但仅有这一点还不够，他同时需要跳脱出艺术家的身份，看到“艺术家”在整个艺术体系中的“坐标”，将“艺术家身份”内部可见的问题，在其外沿部分能找到更多“联系”和“参照”，这些恰恰是作为“画廊主”的林奥劼所独有的视角。

另一件作品《关爱艺术家》也恰巧因“冬天”而诞生，并且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有密切的关联。当画廊听说艺术家没有适合北京冬天的羽绒服时，爽快答应买一件给艺术家。

“我当时有些惊讶，因为这并非作品的制作费，完全可以让艺术家自己去负担。除了羽绒服之外，香格纳在艺术家的对接、展览的细节把控这些方面，很少有画廊能做到这样的专业性，因此我做了这件作品。”

在与林奥劼的对话中，我注意到他的创作的路径，很多时候延伸到了“艺术家身份”之外。如果仅作为艺术家，创作和展览几乎就是工作的全部，目力所及的也只是与画廊交集的一面。林奥劼的思考虽然在横向上也从这条线索切入，而另一条纵向的线索才是他所独有的：身为画廊主的他，将视角同时切换到画廊的“后台”，站在画廊的角度进行比照和审视。无论《关爱艺术家》、《我觉得我可以》还是《开锁匠与女主人》，画廊已然成为林奥劼创作的一种“语境”，他对问题的转化也同样游刃有余，从作品中微妙地流露出“认同”、“中立”和“对立”的态度。

2 说真话

艺术领域的“业内人”与圈外的观众，在面对林奥劼的作品时，或许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前者大都会心一笑，然后忍不住感慨艺术家的“实在”。而对于后者来说，作品中揭露艺术圈内部“灰色地带”的属性，给予了他们强烈的吸引力。

对于林奥劼来说，“说真话”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当自己的作品面对观众时，将自己的理念真诚又不失巧妙地袒露在作品中。其二是用自己真诚的一面，温和地挑衅艺术系统内部的晦暗，然后将过程中“撞击出的火花”转化为作品。

鼠标绘画是林奥劼长期以来的创作手法，画面中的对象描绘得浅白易懂，几乎任何人都能辨识其所绘之物。进一步来看，林奥劼组合这些对象的逻辑也同样浅白，作品《馆长与肝》中，美术馆长的肝脏原本很健康，在身体中工作（背景是红色）；但由于过多的应酬，馆长的肝被酒精破坏得满目疮痍，在手术台上等待救治（背景是手术室里常见的绿色）；有趣的是，林奥劼还将肝脏的比例画得与现实中相仿。将如此简单的逻辑，做到尽善尽美趣味十足，艺术家亲近而真诚的一面跃然画上。

除了作品本身，在展览的整体把控上林奥劼也尽可能促成更多人的理解，展览内没有任何一处文本晦涩难解；逻辑浅白的作品与带有“迷因”的作品相互交错，展览整体的节奏感调和得颇为舒适。

“当我发现自己在艺术圈里说真话可以作为创作线索时，这真的是莫大的讽刺。”

三个以文本作为主要媒介的作品，都源于林奥劼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在他看来，如果做大量的视觉形式都是为了一句话，还不如直接用文字表达，文字虽然缺乏视觉感染力，但其表意上的精确性与尖锐性，是其他视觉形式无法比拟的。

林奥劼最尖锐的批判性，似乎也落脚在他的文本创作上。其中《三件事》里的“‘艺术’的定义到底谁说了算”，是他创作诸多作品背后的内因。17年的作品《卑鄙的我》，记录了林奥劼一段真实的行为：他研究了一家画廊过往合作过的艺术家后，将其中他不喜欢的艺术家告诉画廊总监，并让她以后不要再跟这些艺术家合作。在另一件作品中，他为艺术家小黑制作了一张“录像局”放映会的海报，原因是林奥劼单方面地认为，“录像局”应该认可并收录小黑的作品。

这两件作品探讨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艺术”的定义到底谁说了算。林奥劼切入的方式也很简洁，先找到一个创作的契机，而后单方面地“发声”，将“发声”的过程与其获得的结果转化为作品。无论艺术家如何与系统对抗，其结果都是意料之中的无效。当艺术家的“发声”最终成为“失语”，而“失语”又成为理所应当的常态时，艺术系统中“话语权”高下的落差便显现出来。而我们不禁质问，话语权是如何建被建构的，有话语权的人究竟凭借什么来评判和干预艺术。

从戏谑到真诚，从荒诞到严肃，他的作品总是留给观者一扇容易打开的大门，然后穿过厅堂，进入到苦涩而滞重的内部。我更愿意套用政治学的语汇来理解林奥劼：对于观看作品的人，他表现的非常“民主”，容纳更多群体理解他的作品；当面对体系中需要揭露的问题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专政手段”。虽然作为艺术家终究撼动不了问题本身，但他“专政”的一面，很锐利，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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