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9 15:06
采访/撰文：李笑涵
从1989年的《√》（与杨君合作）到“每平米”中的新作，王友身仿佛总是躲在他作品背后，让观众对内容自行判断。这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作品其实隐现着艺术家对人生、生命的体悟与思索，内容广大，层次丰富，但绝不空洞。“王友身：每平米”即形成了这样一个内容范围广而不空洞的统一叙事：漫步其中，如同进入了艺术家的头脑里，透过他的视角看这光怪陆离的世界。放眼望去，随处是被“规划”成许多个一平米的事物，很难说“一平米”这一计量单位究竟是分割了艺术家的外部世界，还是形成了无穷无尽的网格将主人公困在其中。众多尺寸不一、媒介不同的作品刺激着观众的感官，将他们带到艺术家过去生活的时刻里。王友身作为一名艺术家，不仅仅是历史浪潮的被动接受者，也与我们所用人一样同是历史的缔造者。在西方，艺术家往往是城市内士绅化进程的先驱，最终又因士绅化的结果而不得不离开这个变得昂贵的地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尚在如火如荼的发展，位于城市以外的艺术家村落客观上加速了这进程，却又最终被它毁灭。非艺术从业者的人群同样有着类似故事的上演。王友身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用艺术再现出来，这既是绝对个人的生命经验，也是当代许多人共同经历的体验。
面对采访问题，王友身说的不太多。当一位艺术家已经把他所要“说”的完全放进了他的艺术实践本身，其余的对作品的言说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吧。
I ART：能否讲讲你这次的个展？具体将采取怎样的展示办法？场地会否有特殊布置？摄影作品是否有不同的尺寸？展览期间会持续“清洗”照片吗？
王友身：因为各种原因，我不喜欢且很少做个展，尤其在自己的城市。 严格地说，这是20年来我在北京的首次个展。
此次“每平米”项目展览的概念是关于"事件"如何"陈述"。我的自述是：
1. 每平米是我们日常使用和消费的基本计量单位，也是资本与权力的量化体现单位。
2. 作品“每平米”缘于这几年我两个工作室从租赁、建设、装修到被迫强拆的经历，它是现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案例。
3. 它也是这些年中国经济和艺术产业过度生产和消费的范本。
4. 把强拆遗物作为材料，在新工作室自己制作一面“新墙”。
5. 它呈现了诱惑与操控、合作与对抗、建设与破坏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矛盾体验。
为此，“每平米”表述的是一个空间物理单位如何向社会事件和艺术事件发展的延伸过程，而完成这一流程的是由装置、摄影、录像、声音、绘画、档案和文件间多层次的作品关系，它们在展场为观者提供了解读这个关系的有趣路径。
自2010年至今，我用5年时间制作的这组作品不仅仅是照片及“清洗”，而是我迄今为止结构和材料最为丰富且多变的展览。
I ART：媒体人的身份是否有利于你创作灵感来源的搜集？这个身份对你的艺术创作有任何负面影响吗？
王友身：我是在媒体工作了近30年，它是我的日常工作，同时也是我的艺术工作。媒体人的职业特点和身份属性影响着我的艺术观和方法论，你可在我不同阶段的作品中找到其影子和“证据”。30 年来，我一直是质疑“职业”及“艺术家”的身份，我喜欢称自己为“业余艺术家”。在我看来，“业余”是艺术家最好的状态，它可以模糊自己的身份，与“艺术创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是我从事艺术工作的方向和动力。
当代的文化和艺术界对“身份”的讨论已成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而如何产生“负面影响”才是有趣的。
I ART：不仅是这次展览，你好像之前还有一些时间延续很长的项目。请问进行这样的宏大项目时，你开始是如何计划的，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你对艺术品市场反应会有任何的担心吗（比如担心市场审美取向在几年后产生变化）？
王友身：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工作理由和方式。一直以来我做每件作品总是想找出可以说服我自己的理由、观念和方法，开始的时候它经常是发散和无序状态的，所以我需要时间有思考、实验、反复的过程。
此外，因为我的艺术观念和工作方法原因，我的许多作品也是“材料”， 它是开放的，它可以随不同时间、空间、观念、方法多次使用。我有个作品是《我奶奶去世前后》，它从1989 年开始用了5 年来拍摄，它的首展是1994 年初在香港举办的“中港台当代摄影展”，按道理这个作品已经展过了，算是创作的结束。但是我后来发现它在不同语境下的许多可能性，所以把它做为“材料”又在1995 年、2007 年、2012 年、2013 年分别在不同地方， 以不同主题、不同方式去展示。把作品做为“材料”来用的时候， 它就会不断产生新问题，它有许多可能性在里面。
每位艺术家只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此外的一切，甚至作品的命运都跟艺术家无关。
I ART：你怎么看待人类对历史的遗忘？被遗忘的是否就不再存在？
王友身：我想演绎一下刚才的回答：每个个体只对现在自己的行为负责，此外的一切，甚至命运都跟自己无关。
I ART：你的许多作品令我感到一种超越生死的虚无感，你认为前方有希望吗？ 人类文明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吗？
王友身：我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作品《√》（与杨君合作）和之后的《我奶奶去世前后》、《营养土》、《清洗》到今天个展的《每平米》等系列作品，无论作品形态怎样变化，都是想探讨个体生命和物质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物质世界的所有生命个体在消解、变异成最基本可使用的“审美”材料时，我们该如何面和消费这种材料？
I ART：照片“清洗”这个实践你持续了几年？从一开始到现在，你对这个手段是否有态度上或实际使用办法上的变化？
王友身：我是从1994年开始进行“清洗”工作的，到现在正好20年。“清洗”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我的“方法论”，它满足了我对图像作为物质材料的各种可能性研究。图像在水中的不断异化过程和一种不可控的物质形态，也如同我这20年来艺术工作的自我衍生和系统生长过程。我一直是在可控和失控，不断实验不断否定中工作的。
I ART： 被“清洗”过的照片看起来有些像绘画，这样的视觉效果客观上来说对作品销售有任何积极作用吗？
王友身：我从80年代开始使用摄影材料时，就自觉地做一个把“摄影”当问题的“反摄影”身份出现。这种“摄影反摄影”的工作在我20年来的“清洗”、“日晒”和“暗房”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应该说这只是我的工作态度和“方法论”，对我的作品会有积极作用的。
I ART：将来还有采用摄影以外媒介创作的计划吗？
王友身：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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