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绍基：丝迹三十年 | PSA
2021-12-21 12:14

2021年仲夏，浙江天台，梁绍基在他毗邻国清寺的工作室里接受了PSA的专访。此时的梁老师正在为今年秋天即将在PSA举办的个展“梁绍基：蚕我 我蚕”而忙碌。上世纪八十年代，梁绍基由传统编织转向纤维艺术，开启了以蚕为媒介的“自然系列”创作并持续至今。“烟囱PSA”将以3篇的篇幅与大家分享这次仲夏的天台之行。本篇中，PSA与梁绍基从三十年前聊起，回望艺术家和“蚕”之间紧密缠绕、难舍难分的来时之路。


天台访梁绍基#1


PSA：您是如何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梁绍基：我原本从事工艺美术设计，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长期接触麻、毛等自然材料，一直在编织、纺织美术的领域耕耘。在浙江美院附中就读时我就很向往现当代艺术，工作后也一心想要摆脱工艺美术的匠气，业余时间坚持进行现代雕塑、版画、油画创作。1980年代初因工作之便，我先后赴德国、法国、美国考察。西方艺术所提供的一种基于科学文明的当代图式，使我意识到东西方艺术的根本差异之一在于对自然的不同认知态度。

1986年，我有机会重回浙江美院，万曼教授成为了我当时就读的壁挂艺术研究所的导师。万曼来自保加利亚，早年在中国留过学，热爱中国文化，喜欢黄酒，而且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平时就与我多有交流。那时的万曼已经在西方参加过很多国际性大展，还在巴黎大皇宫做过个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重新回到中国文化和编织传统中来汲取滋养，在形式上大胆实验，使我备受启发。我逐渐感觉到东西方艺术之间有很多可以对话的空间，但我必须打破以前那套僵死地看待传统的方式。在万曼的指导下，我运用编织工艺和综合材料创作的壁挂作品《孙子兵法》入选了1987年洛桑国际双年展。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就从传统编织跨越到了纤维艺术的创作道路上，试图摆脱传统工艺的禁锢，积极地在语言和媒介上寻求突破。


PSA：您与蚕的相遇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您为何会开启“自然系列”的创作脉络？

梁绍基：蚕的概念诞生于八九大展前夕。1988年，我创作了“易”系列，用几十个金属立方构架组成了装置雏形，再用丝布缠绕其间，并将干茧固定在丝布上。干茧在光的漫射下产生了多重投影，仿佛是蚕茧在光中晃动。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道德经》里的一句话：“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密集地阅读了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加缪的著作，对存在主义、生命意志这类西方哲学的终极命题进行了诸多思考，却始终心存困惑。所以当老子的这句话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时候，我一下子从眼前的景象中顿悟到东方的虚静美和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联通之处。这里面所包含的，已经超越了我原来仅仅通过手工或机器编织所能抵达的境界。我为什么不做一个真正有生命的纤维作品呢？”

1989年初，就在作品《易：魔方》参展中国现代艺术展后不久，我随即展开了养蚕实验，并以“自然系列”命名这一以活体蚕为媒介的创作脉络。同年秋天，我受到前苏联美协的邀请，前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参加第三届国际纤维艺术研讨会。这次里加之行，我把养蚕实验时拍摄的蚕吐丝的照片展示给与会的专家、同行进行交流。大家看后虽然觉得很有趣，但是直言这个东西没法被归类，既不是纤维艺术，也不是雕塑。我当时也犹豫了一下，后来转念一想：我为什么要被归类？艺术就是无穷尽地进行追问，提出问题来，然后慢慢根据自己的方式解码。就像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他做好一个公式，这就是他解码世界的一个最简约的东西，我要寻求的正是这个东西。我要做的就是通过“蚕”这个生命来认知社会、宇宙，其实也是认知自我。于是，由“蚕”开启的这条艺术之路，我一下子就坚持了三十多年。


PSA：蚕是活体生命，具有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在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与蚕合作的？您如何看待蚕与您的关系？

梁绍基：我最初选择蚕，是在寻找一种媒介上的突破。一条蚕的生命周期约为五六十天，从一颗蚕卵开始，孵化、成虫、吐丝、结茧，直到破茧成蛾，然后又进入新一代的生长循环，犹如轮回涅槃。蚕自身的生命哲学可以为纤维艺术的创作注入强烈的时间维度。“自然系列”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伴随着蚕的生命历程从无到有的过程，丝在不断地弥漫、堆垒，慢慢成为材料，也生成着一种观看的方法。

每当蚕开始上簇吐丝的时候，我就得连续五六天通宵达旦地守候在旁。为了确保作品达到构想中的效果，我需要根据蚕不同的生物钟时间段，对它进行排布，引导它调整吐丝的方向，按照我的设想来形成轨迹。蚕是一边吐丝一边排泄的，因此我需要用纸及时清理它的排泄物，否则作品就脏了。除此之外我还要时刻注意剔除病蚕，确保大部分蚕处于健康状态，然后耐心地等待蚕丝一点点生成。蚕与我就是在这种并肩创作的过程之中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的，我也是在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中不断地去认知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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