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永谈张恩利：他是一个谜｜Hi 艺术
2021-12-20 17:21

文/尤永

（作者按）本文完成时，我应该去重庆了。

此去是参加本文主人公——张恩利画展的开幕，9月18日，龙美术馆重庆馆，展览题目是“有颜色的房子”，这是上一次个展——2020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会动的房间”的延续，因为德尔塔肆虐，按下暂停键之后又再度重启。“会动的房间”观展人数达到十万人次，这是当今艺术世界一个惊人的数字，应该是疫情期间，中国参观人数最多的个人画展，很可能也是这期间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画家个展。

他的每一次个展，只要在国内办，我都看过。从皋兰路二号，到淮海西路比翼，到民生美术馆、上海美术馆，K11商场地下，香格纳画廊M50空间，各个时期的画都历历在目，越早的，还记得越清晰。他是我最熟悉的艺术家，但是，当《Hi艺术》向我约稿时，我竟不知要说些什么。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一个谜。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其一，他没上过美院，我甚至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是谁教他画画的？——谁教他做底子、配材料，研究肌理？现如今，在不少美术学院中，我看到了他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在今天这个社会上，一个人不上美院而能以画自立，实属万难之事，一个人不上美院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画家，更是万中无一。

各大美院毕业的，每年不知凡几，个个怀揣艺术家的梦。临近毕业，锐气朝气便已摧折大半，毕业数年，也就泯然于众了。若说世上有哪一项事业，成功率低到令人发指，却又令青年飞蛾扑火般地代代无穷已，那就非此莫属了。

论Education background，张恩利远远不及诸位，那么他怎么做到的？


其二，他出生在黑龙江、吉林、内蒙三省交界处的一座小城，当地以观鹤著称，向来与翰墨无缘。张恩利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缘悭艺考，终无所获，遂转设计，考入无锡轻工学院就读工业设计，当他大学毕业，踏进上海滩时，已经24岁，在纺大谋一教职，偌大上海无人识，所得亦仅供糊口。30年过去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特别是一谈到上海的艺术家，在很多人心中，他可能是最先跳出来的名字。外地宁，在上海，做艺术，画油画，要成功，打嘎服帖，劳难劳难，起码，比北京难。这种难，不来自生存，来自深处的文化。我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多年，自有体会。油画是从上海登陆的——同咸年间的土山湾画馆——就藏在徐家汇肇嘉浜沿岸；中国的现代主义发端于上海——1932年，决澜社就成立了。举个例子，上海油画院成立于1965年，到了42年后的2007年，才有了中国油画院。当然，你也可以说，小城逆袭不新鲜的——沈从文从湖南凤凰抵达上海，莫言从山东高密去往北京，余华是海盐的，汪曾祺是高邮的，都成了大家。不过，绘画和文学不一样，文学可以通过空气传染，绘画必须接触传播——要通过展览，要看到绘画实体。

上海很宽容，也很包容，但深处的那条鄙视链，还是存在的。外地人搞你的文化深处，心尖尖上那点事，让搭嘎服帖，老难额事体，伊哪能嘎莱赛？


其三，中国搞当代比较成功的，都是阵地战高手——图式即阵地——先开辟根据地，然后拥兵自重，武装割据，编撰历史，收获果实。张恩利四处出击，不见阵地，大开大合，只攻不守。他起先画人——屠夫、小知识分子，餐厅酒吧，吸烟跳舞，大吃大喝；然后画物——其中有很多是简单的，不入眼更不入画的东西——香烟壳、烟灰缸和烟头；皮球、铅桶和纸板箱；管子、绳子、网兜和蕾丝；瓷砖、马赛克和铁丝网；床、柜子、墙壁和地板；花儿、果实、树木和天空；浴室、公厕、宫殿、府邸。他不仅在画布上画，他在墙上画，在柱子上画，在天花板上画，在地上画；他在包装箱上画，在地球仪上画，在塑料布上画；总之，天地间生民与造物，人弃我取，不入画者皆可入画。

这是从何而来的启示？又是谁给的勇气？

细究下去，谜点甚多，让人着迷处也多。


比如，他大学毕业后没两三年，画就极成熟，落笔果断，斩钉截铁般肯定，没有学生腔，没有讨好气，从一开始就远离平庸、浅薄、造作——这是怎么做到的？

再比如，他先是画人物、肖像、群像，新世纪后转向物和空间，近些年又开始画抽象。数年一变，愈变愈奇。更重要的是，他开车技术高，变道不减速，在转换题材和手法时，直接跃过试探和稚嫩，像在高速上漂移。今年年初我看他在做雕塑，一组有树木和场景的青铜高浮雕，让我想到唐纳泰罗，他告诉我，这组雕塑做好后将运往比利时根特，安放在有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441）祭坛画那个教堂正对面一处邸宅的青铜大门上。我从未见他向谁学过雕塑，可是，他一出手，就给人以成熟完美之感，犹若习之经年，老于此道者。——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他大学毕业十多年后，35岁那一年，才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才举办了第一次个展，才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个人画册。起初的这十来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近十年，他年年有个展或者项目，有时一年几个，在各大洲，各个国家，不同城市——上海、纽约、苏黎世、布鲁塞尔、伦敦、香港、南极。面对各种迫切、复杂、紧张、混乱、微妙……我却感觉他更慢了，显而易见的是放低的声音，放慢的语速，还有，不管说什么最后都要加一句：“不着急。”而且，他似乎是与时代脱节的，他竟然没有微信。一个没有微信的人出门远行是一种什么状态？

等等等等……


你一定以为，我将会在下面的文字里揭开谜底。

我查了查知网，已经有“张恩利绘画研究”的整本论文，并且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了。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应该会看到上百篇以“张恩利研究”为题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我的文字，会成为他们的素材。我只是一个长时段的、耐心的观察家，酒徒，以及断断续续的记录者。我和他的关系时远时近，不即不离，在新世纪的头几年，我在上海《艺术世界》工作，我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我骑车去他家只需刻把钟，我们周末经常约了吃饭、喝酒、聊天、看片子。后来，我上北京干拍卖，距离就远了，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待我回到苏州，他工作室搬到松江，距离又近了。说到酒徒，非嗜酒也，酒助谈兴，无酒则言语寡淡。唯一不好的是，如果言谈是浸在酒里的，那么酒褪了，言谈也容易随之挥发，张恩利谈兴一起，金句频出，未随酒风散去，事后形诸记录者，不过百中一二而已。


残忍、血腥却优美

画这张画的时候，张恩利刚刚大学毕业三年多，158×98cm是当年的最大尺幅，画大画要有大空间，他的第一个工作室出现要等到7年以后了。在2020年11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张恩利》中，开头是侯瀚如、龚彦和张恩利的对话，张恩利有一段回忆：“当初我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有分房政策，2003年我拿到了一个14平方米的房子，我当时觉得太好了，我想象要把这14平方的房子做成两层楼，上面睡觉，下面是工作室。后来高度不够，只能是一层，但有卧室、有客厅、有画室、有仓库，功能齐全。我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就是在这14平方里画画的。”张恩利在对话中生动地回忆了一个图像式的场景，却搞错了用来标记时间的具体数字——14平米的出现不是2003年，是1993年——正好是《二斤牛肉》诞生的这一年，《二斤牛肉》是他搬进小屋后第一件重要作品。

上海市长宁区玉屏南路这间14平米的小屋，是1950年代苏式红砖老公寓套房中的一间，后来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得到追忆与复现。2019年，张恩利在上海K11的展览“临时的工作室”那个充满怀旧感的沉浸式场景，完全是围绕年轻时生活和工作的这个小屋展开的，张恩利以一种梦游症患者的方式，漫溯到潜意识中，复现了当年的这个房间。他先是在展厅搭了一个小房子，几乎和他1993年画《二斤牛肉》时所用到的物理空间一样大，大概有5平方，然后他又把90年代初红黑相间状如棋盘的塑料地板革，转化为几十米长，两三米高的，铺满了整个墙壁的巨幅抽象绘画。我看到新闻上众口一声地说道：“其棋盘图样的灵感源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老洋房的地面装饰。”不，不，不，没那么小资，更没有那种庸俗的，矫揉造作的，假惺惺的对老上海镀金年代的回忆！有的只是生活！张恩利还画了几堵墙，基本就是白墙——只画了一点点，只画了石灰墙面经久开裂的，细细的裂纹和蜿蜒的小缝，他画得很轻很轻，怕惊了自己的梦。

回到《二斤牛肉》，这张画是见过市面的——坐过轮船，乘过飞机，去过西洋，去过东洋，最终，得了好归宿。《二斤牛肉》是1993年画的，两年后去瑞典，参加了哥德堡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群展。回上海后，又在张恩利第一次个展中亮相，随后，被日本收藏家石原悦郎收藏，又展出于东瀛。再往后，石原收藏或捐赠或转售，相继星散，在此期间，大约是2007年，我曾受托为一批有待转让的石原收藏估价，我给出的估值判断是：这一张可抵所有。最终，这张画就和它标题的寓意一样，成为公开市场中被竞价争夺的生肉，王薇馆长以一个力排众议，独断专行的价格将此画纳入囊中。

这是一张野蛮而且残忍、血腥但却优美的绘画，人性中最本质的欲望、愤怒与焦虑、失控等世纪末情绪碰撞在一起，我认为这个屠夫是中国20世纪绘画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这句话的分量一定重到了让人云亦云者觉得冒犯唐突，不过没关系，我们都还有大把时间秤量我们作出的各种判断。细数起来，二十年间，我与此画几曾晤面，2000年的复兴公园香格纳，2008年的跑马厅老美术馆，2013年的北京拍卖会，2020年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以及此番，2021年的重庆龙馆。当许多年的观看经历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时间已经作好了筛选。

这张画很简单，只画了一个人，一个菜场斩骨卖肉的，右眼无瞳，满布白翳，了无生气；左眼怒张，眼周血红，下睑处一道血疤，尖耳如狗。案板上摆着刀和肉，一滩血溜着边往下滴。屠夫右手带着白手套，奇怪地摆出了一个V字胜利手势，左手则刚刚把刀扔在旁边。双臂的肱二头肌上被刀插了两道口子，热血喷薄向上，如夜空中绽放的礼花。颜色也简单，黑白红间以黄和棕。屠夫裸露出的臂膀，血红血红的，像刚剥了皮的肉。28岁的张恩利画得粗砺、果断、凶狠，不磨蹭、不修改，一气呵成，我甚至相信，这张画应该画得很快，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吾辈熟习画史，难免要犯职业病，看到一张好画就要往上面找源头，从左右寻勾连。画中的血腥味让我闻到苏丁（Chaïm Soutine，1893-1943）的气息，想到苏丁笔下反复出现的那些扭曲变形的剥了皮的牛。他们有相似的早期经历，苏丁出生于东欧小国立陶宛，18岁闯荡巴黎；恩利出生于东北小城，24岁孤身来到上海。上海人看待长江以北、太湖以西各省市的中国人民和巴黎人看待欧洲大陆特别是东欧的各族人民，有得一比，其心理状态，应在伯仲之间。更重要的是恩利和苏丁对肉的共同兴趣，这里隐藏着这张画真正的秘密。让我们再多看几眼《二斤牛肉》，画的是一个菜场即景，一个卖肉的，对吗？对，也不对！画菜场的多了，在那个年代，有哪个画家没经受过菜场的历练？不存在的，菜场写生是美院的必修课，是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通关卡。但是，只要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充满悲剧感的画面仪式，解除了与现实的低级绑定。几乎纯黑的背景，和真实肉案大相径庭的白桌，头部那一圈白色圣像光环，光环两侧喷涌的血泉，代表圣洁的白手套和象征胜利的V手势。冷酷肃穆的黑和白，象征血祭的红，组成了画面的基本色调。滴着血，被宰割的动物的肉无疑带有自我投射——移民、底层、年轻人的愤怒与无望，血红的手臂和喷涌的血泉告诉我们，剁肉的也挨刀，他也是肉。剁和被剁是无法突破和超越的，但是对剁和被剁构成的献祭场面的表达，暂时地象征性地消解了被歧视被宰割的痛苦。

不光是苏丁，我手头有一本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1913-1980）的大画册，经常消遣性翻阅，他是我喜欢的艺术家。我们再看《二斤牛肉》的案板，粉红与肉色、红与黑堆叠成的拱形，笨拙而强有力的笔触，单独看这个局部，与加斯顿如出一辙。这应该是一次偶然的妙合，1993年国内还看不到加斯顿的画册或是介绍，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却由同一家画廊在代理。另一位鲁奥（Georges Rouault，1871-1958）先生则绝非牵强的联系，非常明确，这一点我们从粗黑的轮廓线上就不难看出，90年代初，鲁奥的风格影响过不少人，但很快，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张恩利就与之不再与之牵涉了。还有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从这个时期开始，蒙克的精神性渗透到张恩利的笔触之中，逐渐发展成为新世纪之后张恩利具有高度辨识力的视觉语言。

张恩利不动声色地隐藏在画的背后——直线、斜线、圆圈、箭头、色点，在他早期画中，那些横冲直撞、妙不可言的记号，意味着爱、死亡和献祭。大约是2004年的一次闲聊，我提到了一位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喜欢在具象中加入一些符号，我问：“你们的画里面都有符号，有何不同？”老张给出了一个尼采式的存在主义回答：“我画的时候，它不得不出现在那儿。”



内心深处的黑暗回旋

《舞蹈》是1995年画的，尺幅小（100×80cm），不出名，虽然收录在张恩利第一本个人画集中，但估计没多少人看过原作，这次展于重庆龙馆，是自从2000年恩利首次个展后，时隔20年的再度亮相。我在脑海中搭建了一个张恩利作品的全息展厅，这件作品意料之外的突然出现让想象中的展厅更加完整了，我徜徉其中，独自徘徊，刚刚被《二斤牛肉》里的野蛮人溅了一身血，又听见那边传来《舞蹈》中都市边缘人凄切的哀鸣，20世纪90年代中国都市小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黑暗回旋。

九十年代，中国很流行跳交际舞，街上跳，大学也跳。逢到周末，学校食堂就有一番改造，学生会干部把两只木头音箱从角落里抬出来接好，再把饭桌板凳请到墙边，饭桌面对面翻上去，板凳排排坐围在四周，临时舞厅就算搭好了，还可以卖票，5毛一张，一块一张，算作学生会收入。大驾光临临时舞厅的，除了学生，还有教师，还有那些思慕象牙塔而无暇问学的校外人员。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会跳舞，但至少坐在板凳上嗑过瓜子——彼时，在下忝为人师——此时方能有一番往事随想而已。九十年代，张恩利画过十多张以“舞蹈”为题材的作品，这幅1995年的画作是我所见张恩利这个题材中起初的一件。

这张画以煤黑为背景，删去了一切不必要元素，只剩下若要被黑暗吞噬的一对。女的穿拖沓夸张的黄色长裙，乱七八糟的头饰，亦真亦幻的新娘装，缀有黑点的网纱，像长一脸黑斑。男的穿松垮垮的劣等西服，人五人六，装模作样，迈开右腿，扭动身体，碰擦碰擦——转！

相比《二斤牛肉》中自我尚未苏醒的野蛮人，我更熟悉这对情侣。他们是小市民，也是小知识分子，外表平凡，资质平庸，家境贫寒，命运多舛，经济上勉强立足，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难堪的境地。尽管谦恭温顺，但经常被伤自尊，爱情也如镜花水月，只能拥有片刻温存。他们是鲁迅《仿徨》中的“多余人”和郁达夫作品中苦痛挣扎的“零余者”。他们善良软弱，论勇气和决断还比不上《二斤牛肉》里的屠夫。他们常把不切实际的自我想象当成精神生活，因为与社会疏离而感到孤寂，在孤寂中，有了自我意识的蠢动，在蠢动中，有了一点缥缈的优越感，随即被小事或小钱戳破。这一过程，几乎天天发生，真叫人痛苦又无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往复。

我们看四个细节。1、裙子部分留白并且露出麻布底色，裙装轮廓线内的笔触如鞭打一般粗野。无情的真实，就这样一笔一笔转移到画布上。2、脚下指示运动方向的旋转线，这在张恩利早期人物画中是常见的，我把它理解为是情绪的轮廓线。3、头部的圆圈再次出现。4、怪异的婚纱和新娘妆。3和4把作品从日常叙事中抽离出来，强化了它的寓言性质。是的，两部家喻户晓的经典童话寓言中的原型人物，一个来自《格林童话》——突破出身如愿以偿嫁给王子披上婚纱的灰姑娘；另一个来自《安徒生童话》，贪慕虚荣的珈伦姑娘被魔力操控，穿上了舞鞋就得不停地跳啊跳，一直跳到死，舞鞋还在旋转着跳下去，跳舞是对她的惩罚。隐秘深渊的面纱揭开之后，露出了脸上的瘢痕，隐藏在黑暗镜中命运的意象，从昏沉中被唤醒了。



画到80岁，就心满意足了

写了很久以前的两张画，笔调和心绪，都有些沉郁。现在，我决定讲一件不久以前发生的，轻松一点的事情，先从一瓶酒说起。

半年前，我和妻子到恩利府上作客，我们四个人——我和妻子，恩利和他太太，坐在餐桌边，聊天，喝咖啡。旁边是一个通往厨房的过道，过道墙上挂着一幅恩利的抽象作品，猛然一看，很像是秋天的沼泽，一簇一簇颜色，纷乱闪耀缠绕。过道的右手是一个备餐台，台上有一瓶酒，我拿在手里，是一瓶尚未打开的拉佛格威士忌。

我对恩利说：“我想喝点酒。”

他说：“你喝呗，自己开。等你喝完我们再去吃饭，不着急。”

我只拿了一个杯子，我知道他不喝酒。两位女士也不喝。我只能自斟自饮。

我是七八年前知道他不喝酒的，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在上海虹梅路“老外街”——这条街上开了有十几家各国风味餐厅和二十多家酒吧。我们随便进了一家不中不西的餐厅，吃了一点不中不西的东西，类似套餐那种，没有酒——肚子饱了，但有一种未完成感。我提议不如喝一杯，于是我们便在旁边酒吧的户外藤椅上坐了下来。

“你喝吧，我不喝酒。”恩利一坐下来就说。

“为什么？怎么啦？”我颇为诧异地问道。我们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面了，那我也清清楚楚地记得：过去在外面吃饭，总归要喝两杯的，通常都是啤酒——力波，喜力，三得利。

“经常喝酒的人，老了以后手会抖。”他说。

“是吗？有依据吗？”我问这句话的时候，大拇哥下意识地在四兄弟的指肚上轮流蹭了一遍。

“只要经常喝酒，到老了手都会抖的。只不过有的厉害，有的抖得轻微一点。我要保证到了70岁的时候，我的手不能抖，而且越是画大画越不能抖，手一抖，精确性会受到影响。”他很认真地说了这番话，我相信他是深思熟虑过的。

“那你准备画到多少岁？画到多少岁退休？”我问。

“退休是不会退休的，永远不可能退休。我想如果我能够画到80岁，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他答道。

一个人，为了几十年以后还能精确地、分毫不差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手部肌肉和神经，他就宁愿现在辞别酒神，放弃微醺的幸福，既不能把酒言欢，也不能对酒当歌，这可真是难以理解，无法认同啊。我想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中国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当时没有精密的数控车床，原子弹核心部件是一个铀球，最后三刀只能靠人工切割，这三刀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厘，多了，原子弹就报废了；少了，达不到标准。最后是一位姓原的师傅在针尖上跳舞，咔咔咔，完美切了三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原三刀”。画一张画，又不是造原子弹，何必呢？再说了，几十年以后的事，犯得着吗？古语云：“笔不周而意周，笔不随而意随。”相当形而上。

我点了干白，关照要放在冰桶里上。服务生拿来两个杯子，我说：“一个人喝！”他收走一个杯子。张恩利点了咖啡。他可以在晚饭后喝咖啡而无失眠之虞，我只能在午饭前喝咖啡。这也可以说明，他的神经系统及其规划和使用，大异于常人。

他有一阵子真的是滴酒不沾。现在好像也泯一下杯子，咪两口，社交性饮酒。在我看来，只有自斟自饮时，才与酒两不辜负。

回到拉弗格，那是一瓶四分之一桶，烟熏，味道重，强烈。这种酒，不优雅，喝日威的都不喜欢它。但是，它适合这幅画。我站着，一边看画一边喝，慢慢啜饮。看画吧，你不能看一眼就走，得慢慢看——看不进去也得慢慢看，看不懂也得慢慢看。心浮气躁怎么办？手头有杯酒，就完美了。我正处于这种状态，走到画跟前，一寸一寸看。

“你在找什么？看出什么来了？”恩利问。

“我在看你是怎么画的，你的步骤，从什么地方开始，到什么地方结束，你组织画面的方法，它们之间一层层的关系，你对色彩的偏爱……”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当成艺术家，一步一步复盘——我将如何开始工作？我将依照什么原则来组织画面？

“那你说说，为什么它是一张画？”

恩利猝不及防地扔过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类似于：为什么我是我？相当不适合晚饭前的气氛。根据多年的观察，我总结出张恩利言谈方式的四大特点：1、经常沉默，2、不怕冷场，3、很少提问，4、从不争论。现在他提问了——那天，我没有回答，我们后来直接去吃饭了。不过，回头想想，我很喜欢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双向提问，抛给我，也抛给他自己。


行笔至此，不得不暂告一段落了。是的，我只写了两张画；是的，我才写到1995年。相对于张恩利漫长的艺术生涯来说，这才是刚刚开头。还有很多未尽之言……

但是我又想：既然一开篇我就颇费笔墨，列出若干问号，那么也不妨以“恩利之问”作为结尾——或者是暂停。当今世界，咱们人类最熟悉的也是最新习得之技能，就是“暂停—重启”。

我也想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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