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1 15:59
杜曦云：欢迎大家来到“我与博伊斯·杨振中：观镜之瘾”开幕对谈现场。我是“我与博伊斯”项目的策展人杜曦云，我旁边是艺术家杨振中，和本次对谈的另一位嘉宾孙啟栋。
本次展出的“立方”，是关于镜子和照镜子的作品。作品是一个立方体，四面都是镜子，镜子都镶嵌在红色的，带有警戒意味的消防管里，而消防管又像是栅栏。因此，每一个来照这面“镜子”的人会恍惚觉得自己是否身处一个笼子甚至监狱里面。这些镜子本身大有玄机，作品运用了双面镜，我们觉得是在照镜子，而镜子背后安装着一个摄像头，它把观众拍摄下来直接同步到外部的电视屏幕上。这种安置方式常见于监狱里审讯的审讯室，或者是精神病房。近来，也有很多关于不法安装双面镜的新闻出现，人们也开始关注如何在生活中“防范”它。
“立方”这件作品在探讨镜子，双面镜，照镜子以及如何我们在照镜子的同时希望照镜子的行为是我们可控的。本来照镜子是一个私密的行为，但在此却通过双面镜里的摄像头和外部屏幕把这种行为公之于众。在杨振中以往的作品里，他都表现出了理性的特质。这件作品原本也是理性的，艺术家设置了这个镜像迷宫，让我们逐渐体会到被窥视的感觉，本来是一个很冷静的程序。但昨天开幕现场，杨振中老师有一个偶发性的行为：他把钢化玻璃镜子给打碎了，而且其中一面还露出了几个大窟窿。大家透过这个窟窿会发现里面赫然几台摄像机的镜头像冲锋枪枪口一样对着我们，不怀好意。这个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想请杨振中老师谈谈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以及为什么昨天现场会有这个偶发的行为？
杨振中：大家好！我是杨振中。关于这件作品，正如刚才杜老师所说，双面镜本身的特点是，我们面前的是反射的镜面，背面是透光的，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我把四面镜子里的空间做成了全黑，用黑布把摄像头遮起来，从外观看来“立方”的四个面都一模一样，只是在摄像头的安置上做了一点小变化。
说到昨天开幕，首先我觉得作品是有命运的。从最开始讨论这个作品，到制作过程中，到后来最后的呈现阶段，其实会接二连三出现很多问题，它就有一种像是命运的东西。
当艺术家在设想或者计划一个作品时，实际上就已经想到了很多种可能性，包括在开幕当场砸玻璃这种可能性，也一直是在我悄悄在考虑的。我想把四面镜子中的几面给把弄碎掉，这个想法一直都在脑海里，打碎镜子这个行为并不是我决意要这么做，它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中的一种选择，这就是我说的作品有命运。
其实在实现这件作品的过程中，几面镜子也是经历了各种坎坷。作品用的材质是特种玻璃，制作工艺比较繁复，厂家做出来的镜子不符合我心中的标准，反复废掉了好几次，最后才终于做出了这几块，而且四面玻璃都是到美术馆现场来安装，没有再修改的余地，但反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打碎它的想法其实就顺理成章了，像命运一样。
那么再说为什要创作“立方”这件作品。我们经常在讨论自身所处的被监控状态，我们所有的信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被监控了，并且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有一个更明显的现象就是我们主动把隐私交出去，主动把自己所有的行为模式，行为轨迹全部交出去。在这种状态下，这种情绪下，我觉得必须要打碎其中的几块玻璃。所以在开幕的时候，我用弹簧锤去砸了镜子，比起说这是一个行为，我更愿意说这是个偶发事件。我本意是想拿弹簧锤往角落上一摁，轻轻一按，啪啪啪三块玻璃全部碎裂落下，觉得这样玩挺帅的。
但是在现场我没想到的是，消防管栅栏跟玻璃中间一档一档的粘合，它保护了玻璃。导致整块已经裂开的玻璃被紧紧黏住，被固定住，并没有碎落下来。在当时的状态下，我没想更多，直接就用手去推它，我觉得这也是作品的命运。
但是在破坏它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我的手臂受伤了，但这真不是我想要的一部分。因为我用外力去破坏这件作品，当然这种破坏是既成事实，它不可能重来，这是作品的命运，它就该这样。但从我自己的意愿来说，这个部分（指受伤）反而是破坏了作品。因为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艺术家受伤这件事上，而且这种暴力血腥的感觉也不是我想要的。
杜曦云：昨天我在现场全程目睹了这件偶发事情，其实我挺佩服的，你的手臂已经在流血的同时，仍然把其他两面镜子进行粉碎，完成后才离开。
本来这个项目叫“我与博伊斯”，意图就是让艺术家和博伊斯的作品对话，而且博伊斯的作品是什么？打个比方，如果博伊斯他是一个罪犯，展厅里的物件只是犯罪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而已，这些都是他完整行为的一些残骸。昨天的现场有那么多偶发，我当时感慨，这个作品太“博伊斯”了。无意中，这种偶发的事件以及偶发事情发生后你（杨振中）的处理方式等等，一下就让这个作品本身又多了更多的事件，虽然有两面玻璃没有砸出窟窿来，但是它们其实全都碎了，裂了，一直到闭馆的时候还不断发出碎裂声。
整件作品完成过程是一个状态：就像上帝造人。上帝把这个尘土吹了一口气，说他活了。你这样一砸之后，它由静态作品变成了动态作品，好像它自己有声音，在那里生长，在那里折腾，于是这个作品又能让人感受到成倍的信息。我不知道啟栋你是怎么看？
杨振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可能要怪博伊斯，他在召唤。
孙啟栋：那一瞬间你有没有感受到博伊斯附体？（笑）
杨振中：其实当时挺蒙的，一切都是空白的。（笑）
孙啟栋：主要是那一拳没有预见性，是吧？我想你预见的应该是可以瞬间把它击碎，让别人看到黑箱里面的监控，然而事实并没有达到。我觉得最开始提到了“命运”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当我们在说到命运，我们其实是无法把控它的。有时我们觉得能预见所期待的效果，但事件实际的轨迹又会颠覆了自己的预见，它又回到命运的议题。
作品里谈到的“监控”其实很有意思。我们从消费主义开始说，就比如说福特汽车，最开始很多人都去买，但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大家就觉得这玩意太没个性了，逐渐很多人就不想买它，而想要一些有个性的产品。所以不难发现，像福特这样一个品牌或者这么一个大资本家，不再想去为了客户需求而生产，它就是为了要赚钱而生产，顾客或者使用者就只是资本家赚钱的工具。资本家是在和使用者完成一个对赌，像两个人像搏斗一样，只要把钱弄过来，其他的就不管了。
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资本主义有了补充，像福特公司以前的方法就不行了，转而要从顾客那里收集数据，收集完数据之后，再为顾客定制生产个性化的产品从而满足顾客需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很开心地将我们的数据让渡出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把这些个人的喜好数据提供出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对自身并无损害，所以我们不怕。但是后来伴随着自动化，还有数据化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行为、爱好、想法在不经意间都是通过可以被计算被掌控的了，这时我们就开始有危机感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监控有这么一个悖论，特别有意思。
杨振中：有些东西你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它的发展轨迹往往都不是我们预想到的。福特汽车这个例子特别好，还有包括监控、摄像头技术，它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最后会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能够无所不在地监控人，无所不在地控制社会所有角落。我们用的智能手机也是如此，它一开始是给了我们每个人很多的方便，可以下载你想要的各种APP实现很多功能，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手机已经变成每个人的义肢，是我们的外在的器官了，我们的生活几乎离不开它。同时，它把我们的隐私，所有行为、消费和路线全部转换成数据进行收集和计算，而且这个收集和计算过程甚至对开发者来说也并不完全是透明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黑箱”状态。那么从发明和生产者的角度来看，手机已经是失控状态。
孙啟栋：我倒是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和博弈的过程，比如说90年代末有了搜索引擎谷歌。其实一开始谷歌想法很简单，收集用户的这种搜索习惯。举个例子我搜索西红柿图片，搜索引擎就会通过收集词汇来收集用户的搜索习惯，然后推送相关联的资料，比如说告诉你西红柿可以做成什么菜。所以搜索引擎最开始通过这样一个收集的数据过程，并优化相关内容，其实为了更方便生活。但我们可以看到搜索引擎慢慢地变成一个广告商的角色，它发现你有搜索这些东西的需求，就会推荐给你家附近或者哪可以买到西红柿之类的信息。这时，它就开始为广告商谋利了，它预测你的习惯，然后带货。
在这背后是资本的逻辑运作，一开始有人投资谷歌，就是让企业把搜索技术做好，后来经过非常多轮投资后，谷歌已经变成了体量庞大的科技公司，这时它服务的就不只是用户了，服务的更是它的股东们了，而这时，它的目的就会转变，由一开始改善搜索引擎技术的需求，变成了精准推送广告的需求。
杨振中：(这个作品)讨论监控也好，或者说视觉上或者一种心理上感觉，就像是人被关进无所不在的关在笼子里。同时，就孙啟栋刚刚引申出来的话题讲，生活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比方说手机，它一步一步更新换代，到让你觉得必须得拥有它不可，然而实际究竟需要吗，好像也不见得。同样，监控技术现在也变得非有不可，安装监控摄像头可以有各种理由，反恐的理由，侦探的理由，交通的理由……很多人都在对此反思，我觉得这种反思是很无奈的，反思无法改变目前的状态，并且会在其中越陷越深。就此我持有偏向悲观的态度。你怎么看？
杜曦云：我是觉得这里面有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我们想保护自己的隐私时，还有没有选择权？比如说我不想公开自己的头像，能有这个选项吗？
孙啟栋：近年谷歌经常在欧洲被告上法庭，因为有人不愿让其他用户搜索到自己曾经的相关信息，然而谷歌就表示，我决定不了，这是自由。后来谷歌确实是和欧盟达成一致意见，在一定时间段内，如果某个人提出此类诉求，经过多种综合考量之后，就可以满足用户，删掉之前的照片和信息。所以我就觉得需要用法律来维护用户或者数据的隐私。
技术它是反映人的需求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用一个媒介考古学的眼光去看待监控技术。举例说，明朝时期的锦衣卫，他们扮演的正是监视的角色，他们到处去看，看完了之后回去禀报皇帝：昨天哪三个人在一块喝酒吃饭了，他们可能说什么了，是不是有对王朝统治有危害等等，这就是特别原始的一种监控的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摄像头完全实现了当时统治者他想做而做不到的很多事。那现在的监控技术来自于哪呢？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特别有意思，讲最开始的追踪技术是动物学家保护野生动物用的，后来把追踪技术就从动物挪到人身上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主动或被动地降格成为被关照的对象。
同样关于监控这个话题，在疫情下再次考量。三月包括四月初，欧洲疫情蔓延的时候，欧洲哲学界开始反思关于监控和疫情的辩证关系。因为当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通过数据监控手机，很有效地协助疫情管控，特别是韩国，谁的体温不正常，就会发出警报，人就会被围堵，然后居家或者集中隔离。通过热跟踪，利用监控和大数据，韩国成功控制住了疫情，这在欧洲引起了很多反思，都在讨论要不要为了所谓的控制疫情去掠夺每个人的数据，当然是国内也褒贬不一，有很多相关的文章，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杜曦云：看来其实国内要保护监控之下的隐私，也是需要推进相应的立法。说到疫情手机监控，现在各省都有各省的健康码。比如到了上海就要出示随申码。
孙啟栋：这个绿码的推行形成了无形的封闭，你以前不是觉得去某个地方有这种阻碍，但现在我们到一个地方，就会被健康码阻碍。
杨振中：有形无形中都有阻碍。现在这个阶段这种状态就像是科幻小说，或者更具体一点，赛博格小说里的一种状态，《1984》也好，《美丽新世界》也好……
孙啟栋：你说到科幻我倒想到了，它不是乌托邦，而是反乌托邦，里面提到的都是我们特别不想要的未来。
杨振中：里面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觉得反乌托邦小说，设想了一个未来，可能是一种人和人之间完完全全透明的链接。不像现在我们还在质疑，还在探讨关于隐私的话题。而反乌托邦小说里，它是一种完全链接的状态。我们干了什么，互相都是能看到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当然，文学、小说要有戏剧冲突，所以在稳固的社会结构里面，某几个角色出了差错，然后整个故事就颠覆了。但是这仅仅是小说里的设定，它需要冲突。但我觉得现实生活可能是真的往一种牢不可破的方向在走，它不见得会出现小说里的冲突意外，可能只有小小的反复波动。
孙啟栋：在这方面，我跟杨老师意见不统一。我不认可冲突会造成改变。生活中不会出现小说中的意外，但是会出现变量，而人无法控制变量的产生。
你认为你设想的很好，以为可以用技术把有的问题全解决了。比如说手机，不同公司开发出各种各样的APP就能解决相应的问题，我们暂且称之为“应用乌托邦”，就是有什么问题出来，都能在科技上给你解决了，这样的话就再也不需要革命了，就算你有什么问题我提前给你解决问题，还革命什么？但是有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模式）要求我们不断的把控制权移交出去，不只是个人，甚至是整个的政治官僚系统，都不需要了，计算机都能干了，是吧？不需要公务员了，一个计算机都给各种批示处理了，整个政治官僚系统就被数据处理器给替代了，那他们肯定不会答应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变量。
我们说技术它永远要处理的是人。哪怕不同的制度，它也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当顾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人就会跳出来，他就是一个变量。
杜曦云：里面谈到的变量其实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命运。有很多东西是不可控的。比如说杨老师如此精心地设置了这件影像的装置和程序，结果最后还是不可控。
杨振中：比方说我们谈到博伊斯，他们那年代也有很多作品都处于可控和不可控之间。直播这么聊的话可能也枯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作品，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结构本来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框架。技术上它有一个特殊的处理，玻璃镜面，它是一种特殊的镜子，所谓的单面透视镜是正面镀膜的。如果你静静的看一下，我手指顶在玻璃上，它正面是一个反光。我手指顶在玻璃上，我的镜像和我的手指会碰到的，能直接接触到的。正常的镜子你手指顶上去，你的镜像和你的真实的手指之间是有一个玻璃厚度的距离，因为它的镀膜在反面。我特别用这种镜子，一方面是因为在镜面后要放置摄像头，另外一方面就是外部圆管栅栏，实际上我是做了半圆管，这个圆管是全部现切割成半根，它贴在正面镀膜的镜子上，另外一半我们看到的是镜像，看上去这个圆管还是圆的，只有这样的镜子正面镀膜，两个半圆不会中间有缝，它形成一个圆，所以技术上做这个东西还是费了不少脑筋。
杜曦云：结果是被你一砸，砸出了窟窿，里面赫然一个黑乎乎的镜头对着大家。杨老师他昨天是先敲碎了右上角，整块玻璃就全碎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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