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局者徐震 | Feature
2022-01-11 16:51

徐震将艺术创作的个人行为变成公司行为
这在当代艺术圈闻所未闻



文 | 姚璐
编辑 | 赵涵漠


异类

没顶公司位于上海市郊一个工业园区内，那里几乎都是空间高阔的长方形矮楼，仓储功能突出。「没顶」是艺术家徐震创办的公司，按照常理，它应该出现在某一个艺术区或创意园区。但徐震对记者的大惊小怪不以为然，他淡淡地补充，可口可乐的仓库也在左近。

他用公司选址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这是一个异类。早在2009年，已经成名11年的艺术家徐震对外宣布放弃「徐震」这个身份，转而以「没顶公司」的名号继续闯荡。在此之前，他是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中的领军人物，在2004年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的「最佳艺术家」奖项，并一直受到国际展览及画廊的认可。

以公司名义进行艺术创作，这是当代艺术圈闻所未闻的事件，这意味着艺术家的创作由个人行为变成公司行为。接下来的4年，徐震销声匿迹，人们注意到，不少新作或展览标注着：没顶公司出品。

现在的徐震留普通的分头，常穿西装，没顶公司总经理金利萍说，她和徐震相识于20世纪的末尾，那时候徐震还留着长发，很瘦很瘦，但是有一天，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个光头的人，走近才发现是徐震，「他就突然剃光了，之后就没有留过长发了」。徐震不是留有余地的那种人。

这种决绝先是带来错愕，但喝彩紧随其后。「观念是否精彩」是当代艺术的重要价值判断点之一，没顶的英文名是「made in」，但制造的主体却隐匿了起来，这种消解自我角色的创作方式被视作对当代艺术体系中的身份政治的反叛，艺术家刘逸鸿评价，这「不仅是抹掉一个已为艺术圈所熟知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去除『艺术家』这种身份，及其背后的神话。」

「很多时候人是逼出来的」，徐震和《人物》记者谈到7年前的决定时语气很淡。改革开放之后，「八五新潮」把欧美的现代艺术介绍进中国，早期中国的当代艺术无论是思潮流派还是市场发展始终在跟随西方，用对方成熟的形式或者框架表达中国的问题。上一代艺术家迷恋政治符号，却在形式语言上毫无突破。但徐震更加年轻，他一出道面对的背景就是全球化，中国经济在崛起，艺术也要和西方真正同步，对他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语言的缺失」。

「你只能促进自身，只能去试试看用更夸张的，或者更有创造力的各种想法去冲击这个体制。」成立没顶公司就是他使用的夸张手段。没顶公司成立之后，40多人的团队被组建起来，他们分工明确，像一个真正的公司一样工作——创意小组负责提供想法，制作小组则负责出产作品，财务、行政等部门各司其职，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公司，徐震大脑中层出不穷的想法在高效的管理下变成实物。

过去的艺术运营模式在他看来是「不公平的」，艺术家在画廊、美术馆面前始终处于弱势的一方，他试图通过公司建立起一个既有艺术创作，同时也运营画廊、艺术媒体、艺术衍生品，策划艺术活动的完整产业链，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另一方面，在艺术市场日益蓬勃的当下，艺术家必须完成商业化，通过公司，他可以更好地完成团队协作，「因为它是管理的结果，它是一个团队的结果」。

成立没顶公司还像一项艺术行为一样完成了讽刺——不少成名艺术家早已不再动手，依赖助手完成作品，徐震则让享受功劳的艺术家消失了。

他对自己的产业有着磅礴的野心，他希望过去待在美术馆里的小众的艺术可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怎么达成？2015年，没顶公司对外高调地宣布了上一年度的总结——32个群展、3个个展、20多个艺博会、1本画册，完成了这么多的工作是一个策略，「有时候让你去响应，还不如我逼着你面对这个问题，那我怎么能逼着你呢，那我要把我的事情做得足够大，足够多，足够让你不得不看到我，像可口可乐或者像电脑那样。」



▲ 由没顶公司推出的作品《没顶曲项瓶》

打卡

没顶是一家真正的公司——并不标榜罗曼蒂克的、艺术家工作室的工作方式——这里执行严格的上下班打卡制度，采访徐震的当天，一名员工得知《人物》团队接下来要赶往电竞选手Sky的拍摄现场，他非常羡慕，很想亲眼去看看这个「大神级人物」，但犹豫再三，还是顾及到公司的规矩而失落地回到办公室。

总经理金利萍告诉《人物》记者，大多数员工都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并不适应公司严格的制度，但金利萍告诉他们：「你不能以为说我是做艺术的我就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的，我想睡个懒觉就睡个懒觉，我想走就走了，这个不可能的。……你上班这几个小时就是工作的，我付你工资你就是工作的。」

徐震则是一个以身作则的老板，他自诩「农民」，因为在郊区上班，还因为自己日复一日的忙碌。每天早上9点，或者8点半，反正「只会更早」，他就开车到公司开始工作。金利萍在记者询问徐震什么时候最开心时毫不犹豫地回答——「工作，他说他眼睛早上睁开一想可以去上班了，他觉得好幸福。」

作为「老板」的徐震，生活比照纯粹的艺术家已经大有不同，「从艺术家的角度就是说我一个人能解决很多事情，但你成立公司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是一个集体作战，甚至于在艺术上你也是在集体作战。它不光是说你的助手能不能帮你把它画出来或者做出来，如何去推广，如何去积累这些关系，如何管理整个儿的流程。你原来作为艺术家你可能不用那么地去了解市场，但你作为这样的一个模式要去了解很多东西，其实就相当于你给自己打开了一扇要学习更多东西的一个可能性。」徐震说。

《人物》记者问他，这些在许多人看来实际、琐碎，不那么天马行空的工作有意思吗？他回答：「至少生活不至于那么无聊了，原来做艺术家会觉得有点无聊的嘛。」紧接着他补充了令人出乎意料的答案：「（艺术家）没事干啊，因为画一张画满足了，满意了，这就很容易没事干。」

在他看来，艺术教育有很大的问题，学生习得了对艺术的判断力，但是没有学习到真正的工作方法，「完全没有规划，不会去协同工作，没有团队感，缺少自己再学习的能力」。在他看来，大家视作常态的艺术从业者「过度的自我化」，其实是艺术给人的借口。

这非常打动和徐震同在创意小组的陆平原，他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告诉《人物》记者，「他的努力很影响我，让我觉得需要学习……我原来觉得艺术家可能不需要这么拼命。」他察觉到，自己最佩服的就是徐震的敏锐,「非常快速地抓住这个展览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而这种能力要归功于徐震在工作中不断地精进，「有些人可能天生具有这种感觉，但是后天慢慢丧失掉了……他可能是天生加上后期的努力共同造就了这种敏感的东西」。


▲ 由没顶公司推出的作品《欧洲千手古典雕塑》


上海基因

那种浪漫自由的艺术家生活，徐震也曾经历过。他在上海市工艺美校快毕业时，父亲递给他一张报纸，说：「你看，现在都有艺术家村了，圆明园艺术家村。」徐震把那视为自己的决定性瞬间：「哇！并且你会觉得，哦，这个才是艺术家，会生活……他好像不受任何的约束。」

不久之后，徐震去了北京，就住在圆明园，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一段时间」，那些日子，「你就是聊天呀，跟各种朋友聊天，这个是诗人，那个是摇滚乐手，那个是酒吧调酒，那个是卖唱的。然后你有钱我跟着你混，我有钱你跟着我吃，说到几点也无所谓，半夜三四点会被人继续敲门进来聊艺术，聊这种苦大仇深的。也没有什么娱乐的八卦，没有商业的。」

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骨子里的上海基因冒出来了，「我在北京的这种生活过多了吧，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你不是做艺术的嘛，你不是要画画嘛，每天都玩掉了。」他当即决定回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商务的城市」。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真的开始创作——创作实在的作品。

在圆明园短暂的三四个月时光是徐震39年的人生中，唯一过过的「艺术家的生活」，「怀念，很怀念，天天怀念，但是你如果要过那个日子，你不会有现在的这个你的结果」，他在那时就搞清了一件事，艺术家生活和艺术家，并不能划上等号。

持续地工作、精进，给了他另一种自信，「你会看到你的同学，同年龄的都变成中年人的时候，你在中间其实长得都蛮老的，但其实你内心还是20岁时候的这种憧憬，甚至你跟20岁一样更自信，所以你会觉得跟同年龄的人都不一样，你也会越来越相信你会做出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徐震告诉《人物》记者，周末不得不休假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傻逼」，随后他又强调了两次，「整个人就很傻逼，非常傻逼」。他直言不讳，自己如果休息、度假，都是为了陪伴家人，「只要一到办公室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像我这样不正常，肯定不正常」，但他话锋一转，「就像运动员一样，你要拿世界冠军你肯定不正常。」




妄人，天才

徐震的外在具有一些矛盾性，他身高1米86，但并不健壮，而是带有知识分子的斯文气质，他是上海人，说起话来语调柔软，却又常常语出惊人，「我们这种人你把我放在哪我都不会是太太平平过日子的那种，所以还好在搞艺术，放出去可能就，不知道会出事。」他承认自己狂妄过度，是一个异类，但是「社会就是靠这种异类进步的呀，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这样的作用」。

20岁时，徐震创作了第一个作品《彩虹》，那是一件录像作品，一个男子在画面中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不断抽打，暴力之下，背部渐渐抽搐，皮肤泛出一道一道的红印子。一个强烈的隐喻，「对身体和生活的感受了然可见」。四年后，这个作品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这使他成为了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最年轻的中国艺术家。

「实际上我非常迅速地走完了绝大多数艺术家可能是大半辈子的过程，因为什么？很多艺术家是从20分开始慢慢做到80分，从我来说我非常实际的，直接上来就是75分，然后你走到90分的这个路程是很短的。」年少成名赋予了他自信，他得以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追问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威尼斯是一颗糖，但是一颗糖不够。又奋斗几年，展览记录、名声、价格都不错，过上了舒适富足的生活，但他发现，这仍然不够。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跟普通人不一样……后来发觉原来我还是对这种精神性的、形而上的很多种东西是否实现（感兴趣），其实你最终会觉得你的价值在那一块。」

陆平原形容徐震的创造力之丰沛，「走三步就有五十个（想法）」。徐震说，「很多艺术家的工作方式是今天想了一个想法，三年把这个想法丰富化，不是不好啊，我不行，我会两分钟就把这个想法丰富化已经想好了，我已经看得到三年后我是什么样了」，所以他必须选择协同工作的方式，由团队来同时并线进行十几个项目，「你脑子里会并存很多想法呀，你没有那么多三年去做的，所以你只能把三年压缩成十个三年。」

尤伦斯艺术中心的馆长田霏宇形容徐震，「他不是一个很细致的、工匠式的艺术家，他甚至有时候会做得比较糙，但他的观察和表现力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徐震来说，这个时代就是如此，互联网把人们的注意力切成了碎片，那么，「你真的也很碎片化的方式处理它呀」。

他不觉得自己创作超多的作品有问题，「你一年做那么多作品它不是一个量的问题，它就是你在直接呈现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呀。既然问题是有那么多信息产生，一个人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收的相当于宋朝、唐朝人一辈子的信息，那你怎么能创作方式跟以前一样呢，是不可能的呀，对吧，你要消化这个东西你要吐出来，吐出来就是这样的。」

对于那些能够留下的作品，他有一套标准，「第一，它具有时代的烙印很强。第二，它在技术、想法、制作都是非常高度。」每做一个作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进行横向的比较，「就比如说你表现一个男女关系，我们会把表现男女的关系全部摆出来，我们去看电影表现手法、戏剧、音乐、视觉艺术，然后在每个门类中拿出前三名再进行比较，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化的评估一个艺术品的方法。」

他非常自信，「我们这个东西两分钟想出来的，你放在那三十年想出来的旁边它也没法跟我们比。」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将影响深远，「如果我的作品很少，会增加这个作品在短时间之内的神秘性。但是我们作品很多，我们随意做，实验性的框架在做。因为多，你不会去珍惜这样的一个流芳百世的作品，但是时间会慢慢慢慢地洗涤这个东西。」

「那么，只要朝这些方向去努力。」他的创作有非常清晰的路径，从身体，到性别、性，再到社会秩序、政治空间，然后再走向意识形态，「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漫无边际的系统性的工作，甚至于你希望自己成为系统，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邪恶的想法，试图成为系统最后都是会毁灭的。但是，你需要有成为这种系统的这种」，他顿了顿，缓缓说道，「野心和信心」。

在《人物》记者和他提到「流芳百世」之后，徐震明显变得兴奋了起来，他之后9次提到了这个词，随后他又置换了一次这个说法——「永生」，「我相信你问一些人，一些人说我不希望成为那样的人，太累了或者怎么样。那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没问题啊，你有这个可能的话为什么不呢？」

他非常清楚，「我们这种人就会处在一种妄人和天才之间，成功就是天才，不成功那你就是很狂妄的一个人」。但他早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且坚定不移，他说自己的孩子正在学习游泳，呛水让小朋友非常恐惧，他于是教育孩子说：「无视困难，没关系，一条道走到黑，就算撞墙了也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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