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4 16:22
作者：裴刚，编辑：陶一博
“半狄你的作品挺时髦的，挺紧随潮流的。”那是在污辱我。——赵半狄
赵半狄在创作《中国party》构图的时候，有朋友来看，因为当时在成都的活动“中国party -肖邦”，岸上有观众，朋友们以为画里会有岸上的观众和水中的演奏者，但他告诉朋友们：“这张画不会画岸上的人，这张画是没有岸的。”
还有朋友出主意，把岸上人物的倒影画进去，这样也很好看，很巧妙。他说也不会有人的倒影，因为在赵半狄心目中没有人在岸上，“我们都在水里，这是我的感觉，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水里，我们都在沉浮，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出去，起码到现在。”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近期开幕的“赵半狄的中国Party”，就有这件新作品《中国party》。这个展览是赵半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展览，亦是其在中国的首个机构个展，力图全面梳理艺术家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展出艺术家1987年以来创作的十余组/件作品，媒介横跨时装、影像、电影、行为与绘画等。在其职业生涯中，赵半狄考察周遭环境近三十年的剧烈变迁，对中国持续演变的社会现实进行浪漫的个人化叙述——社会的发展正是不断混杂的过程，一场酸甜苦辣融为一炉的“奇异Party”;他时而作为积极的介入者，时而作为冷静的旁观者，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或抽离这场盛大而炫目的“Party”，以幽默、反讽的语调勾勒稍纵即逝的时代面貌，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意识形态、商业价值观与个人化的表达之间，利用媒体与文化的力量敏锐地捕捉某种荒诞感，甚至试图重塑当代的境况。
1999年赵半狄作品“熊猫广告”入选威尼斯双年展，他收到邀请的时候并不兴奋，因为当时太忙。他说：“艺术家都搭帮结伙买机票说去的时候我说我真不去，北京有点儿事，因为地铁里边好多事，采访很多。我去了威尼斯之后甚至还很失望，怎么没有观众，稀稀拉拉的人太少了。之前从来没想介入美术馆，好在‘熊猫’放弃了，我现在可以进美术馆了，要是‘熊猫’还在我依然没有这份心。”
三件作品的三个故事
《让熊猫飞》
2010年至2013年，赵半狄发起的艺术慈善项目“用创造力换一座孤老院”吸引中国两万多名青少年参与创作艺术作品，他利用所得收入在河南省开封县成立了一幢孤老院，让46名孤寡老人获得安身之所。2013至2014年，由赵半狄执导、依据上述项目创作的作品《让熊猫飞》入选第29届华沙国际电影节，以及多个国际儿童电影节，并在中国的各大影院公映。
在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女孩，因参与“用创造力换一座孤老院”，而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故事。在赵半狄怂恿孩子们以“熊猫”为主题，可以使用任何媒介创作作品，优秀的作品可以展出，并参与公益拍卖收藏的过程中，有一个来自郑州的12小女孩找到赵半狄，问能不能以一篇作文的形式？赵半狄当即同意。
这个叫张霖彤的12岁女孩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爸爸是一个熊猫》。文章讲述了一个关爱她的酒鬼爸爸，写出父亲的黑白两面。无论文字如何，却是唯一一件写作的作品。展出时，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当时，赵半狄觉得没有人买，所以当希克走到这件作品旁边问他多少钱的时候。他随口说10万，因为是公益项目，希克没有砍价，就买了。成为展览开幕后卖的第一件作品，这件事情结果变成大新闻。“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这个新闻播放4分钟，《广州日报》整版报道。”但真正改变她的却是，在今年年初赵半狄听说她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赵半狄特别高兴，俩人在艺术家工作室见面后，赵半狄问她怎么会考编剧？“她说确实有你的影响，这个事对她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她觉得我是不是写作还行？12岁的女生一鸣惊人，真的改变了她，通过那件事，她自信自己能写。百度百科就可以查到她。”
《一个人的奥运会》
2005年10月， 赵半狄实施了《一个人的奥运会》行为作品。巨大的充气天安门城楼“屹立”在了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心的繁忙的广场上，伯尔尼古城里的所有主要街道，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北京的二、三环路，东、西直门和长安街等等主要大街。街头广场上，经常可见身穿BANDI 2008奥运会LOGO 的志愿者。中国，这么遥不可及的国度，在一夜之间向伯尔尼人扑面而来，宛如梦境。瑞士国家体育场里，身穿中山装的伯尔尼市长亚历山大·查派克宣布奥运会开幕。赵半狄高举火炬，带领志愿者跑进主会场......
时隔12年，让赵半狄非常骄傲的是他成功的在那几天里让瑞士首都伯尔尼置于一场大Party中。当时，赵半狄对瑞士人的第一感觉挺冷漠的，认为招募志愿者很难，但他认为花钱请就不对了，奥运会都是志愿者。赵半狄就在街头巷尾拉了不少志愿者。500年来伯尔尼市的旗帜都是黑熊旗，但一夜之间变成了熊猫旗，一夜之间全变了。“冷漠的瑞士人也没有那么冷漠，包括伯尔尼的市长亚历山大·查派克先生穿上中山装，他宣布我的奥运会开幕式开幕，他非常高兴。后来，他借来北京参加14个城市市长会议，中午跑我这儿来了，说见我一面，他说别忘了我们那个夜晚，永远。”
“中国Party -肖邦”
2016年，赵半狄在成都做了一个“水下肖邦派对”。为将要画的画做准备，作为体验和搜集素材的过程。把一架古钢琴置于池塘之中，并邀请四川音乐学院附中的13岁女孩胡天珂在水中演奏肖邦钢琴曲。当时一切很好，主流媒体报道，朋友圈都传她“水中肖邦”很酷。之后，一个意外的事情，是她的主讲老师跟她决裂了。胡天珂整个陷入低谷，因为老师把她开除出朋友圈，公开跟同学说她的错误，学校的孩子们都不理她了，非常大的压力。赵半狄知道后特别难过，马上在微博私信她“天珂非常抱歉”，三四分钟后收到胡天珂的私信“赵老师我能跟你有一次合作是我终身的荣耀”。赵半狄说：“13岁半的女孩，特别淡定，我才踏实了一些。”
后来故事出现了转机，赵半狄的好朋友赵品堯为已经70岁高龄的钢琴大师鲍惠荞先生和他的学生举办成都的一场音乐会。并谈到了“水下肖邦”，鲍惠荞先生觉得这个音乐会挺好，全世界也没有，很有意思。同时也介绍了女主角胡天珂的遭遇。鲍惠荞问胡天珂弹的怎么样？他们连夜打车去了胡天珂家里，鲍惠荞先生听后，认为她是一个天才般的孩子，立刻决定想收她为徒，来考中央音乐学院吧。
两个月后，赵半狄在胡天珂的微博上看到“我辉煌的人生开始了”，问了才知道她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全国只招一个钢琴考生，几百个人中她脱颖而出。那天胡天珂感叹：“我被赵老师一拉下水之后，运气就来了?”
人物：艺术家 赵半狄
对话者：裴刚
不仅仅是回忆 而是映照现实
雅昌艺术网：这次展览由一件早期的装置，“熊猫”时装、“熊猫”行为影像、“熊猫”电影、绘画几个部分组成。看上去差异大到“分裂”的印象，你怎么看?
赵半狄：《一个童话》是我最早的一件小的装置作品，开放着人民币的花朵，一根肋骨插在有血液的玻璃花瓶里面。我做装置作品不多，《一个童话》是最小的一件，就像一个寓言一样，是我的艺术语言，也是中国社会某种小小的寓言，我觉得我的作品还有某种准确度。最早展出在1994年，戴汉志策划的展览‘月光号’上。
这个展览把我做过的不同作品合在一起，有一种“分裂”的感觉。之前，我从来没有幻想要把这些作品集中在一起，特别是油画和“熊猫”也没关系，但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田霏宇馆长认为有关系，他觉得里边有对社会的关注、对现实关注的线索，油画和熊猫都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在一起展，给大家一个完整的赵半狄，而且他说我没有那么分裂，人格还是完整的。(笑)
比如说“熊猫时装秀”已经十年了，田霏记忆很深，渗透的范围超过艺术圈引起社会各种层面的关注和讨论。今天拿出来也有意思，虽然作品已经过去十年，还是有它鲜活的部分，对现实依然有某种映照。所以不仅仅是回忆。
我现在的状态挺渺茫的
雅昌艺术网：当代艺术会关照过去、映照现在、关注未来的三个层面。这次展览“中国Party”也同样是一件油画新作，这两者之间是这样的关系?
赵半狄：总体是表达了我最新的一种心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选择这张画作为这个题目，因为，Party也是社会的缩影，换句话说《中国Party》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正好符合整个展览的线索，又符合我现在的状态。《中国Party》是去年我在成都做的一场“水下肖邦”派对，作为这张画的准备阶段。在我画画的经历当中也是第一次把创作过程的一部分被公开进行了，或者是收集素材也好，体验生活也好有点儿公开化了。亲朋好友过来看，一起分享，这是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回到《中国Party》本身确实表达了我对现实的某种担忧，表达了我今天的一种状态。
雅昌艺术网：你的担忧是什么?
赵半狄：熊猫时期是我最热情洋溢的时期，这是我最想拥抱世界的时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现实越来越失望，做这个项目，跟社会产生互动，我是怀有希望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因为某种东西能够有某种改变，但是随着一路做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个过程让我对这个社会和世界有更深的了解，对我来说是很无望的，我的热情已经被耗尽了。之后我不需要再付出任何责任感，我放弃了，随着失望至极也不要拥抱了，我把打招呼的手势放下吧，不要“熊猫”了。
不光是艺术改变现实的可能，整个社会需不需要被改观，甚至有没有可能被改变，我都是一个否定的答案，其实挺无助、无望的，所以我结束《熊猫》时期之后是挺渺茫的，我现在的状态挺渺茫的，对前途挺渺茫的，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不光是艺术思考，我的生活思考状态也是这样的。
不画陌生人，不画猎奇的题材
雅昌艺术网：艺术家的生活状态跟创作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性格、阅历都会跟作品发生直接的对话关系，如果您现在去看早期的油画，您怎么看跟今天的这种关系?
赵半狄：我早期的油画，那个时候自己定了两个标准，不画陌生人，不画猎奇的题材。所以我不去边远的地方，云南、西藏我从来不画，学校要求的创作模式我都不爱画，上美院没有留一张好作业，总是感觉欠点儿什么感觉。
我画朋友、认识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早期是这样的，关注周围的，我的视角所及，我的心情所及，但是周围也是代表了小社会，是触手可及的，特别真情实感的东西。
我认为绘画是非常脆弱的事，放弃绘画也跟这个有关，我再画能画疯掉，会成为梵高式的悲剧。我因为一块颜色、形状没画好，我烦。画好了也烦，半夜起来再看一遍是不是我记错了，没有那么好，非常焦灼，真受不了跟自己天天较劲。所以，我觉得要换个活法。
1993年欧美游历回来之后我换了一个活法，放下状态，换种活法，熊猫更是我换种活法拥抱世界的一个尝试。经过这么多年，最后一件《让熊猫飞》，是我用最后的能量，最后熊猫的创意改变了64个孤寡老人小小的生活状态，就是为他们建立一个孤老院，虽然不大。但是对我来说，这么多年不管熊猫这个艺术如何，最后给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安慰，这件事我做成了。创意也不重要，创意改变的事情很重要，这一点我算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这件事情我可以很自信，自己还是优秀的艺术家，改变了一点点生活，这个之后我觉得我的热情已经被耗尽了，《熊猫》随风而去。所以今天的状态我画的竹都是我现在的心情。我把这种画法称为古典的方法，其实我对创新、创造这种新的政治正确的口号是非常不感冒的，因为全社会大标语都是‘创造就是生产力’的时候，我都觉得变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新的口号就是‘创新’。所以我拿起足够古老的画笔，还跟时代保持某种距离，画笔有助于保持这种距离，我用怀旧的画法，正好符合我现在的心境，我画写实是关于美的记忆，这种记忆跟现实是保有一些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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