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画家就是自己的一块布一支笔,总想弄点什么出来,”余友涵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南京金鹰美术馆正在进行的余友涵个展“永恒与多变”,复原了艺术家工作室一隅。摆放着的徕卡相机、西方古典交响乐CD、画像砖、汉代木俑的文献柜,提供了一个“时髦”的老艺术家的日常切片,同时,也是那个中西方艺术思潮激烈碰撞的1980年代的一个缩影。
中国早期抽象绘画,正是余友涵最早进行探索的,甚至成为对抽象绘画群体的发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领军人物。“因为我们以前的山水画都是东西比较多的,美国那种极少主义的东西让我第一次开眼界。”余友涵曾说自己不想只讲求笔触方向和厚薄不同,“想找一个东西,简单多变,后来偶然发现看来简单,方向一变,组合一变,就出现千变万化了,我就这样试试看,当时也没有经济上的动力,连展览都很少,我个人不大喜欢和很多人一道,在上海大家也是单枪匹马的。”
有评论认为余友涵自1973年至今的创作,至少经历了六个阶段,五种主要的主题与风格的演变,其中常常夹杂着相互交替的思想进程,甚至是充满矛盾。或者正是这种多变,让人对他的作品了解如盲人摸象。
展览收录了艺术家创作于1973年至2019年间的五十余件作品,尤其是于中央特别设置的圆形展墙内外,两组极小幅的实验性手稿、早期的风景写生,透过红白墙面开出的孔洞,让人看到内部线索上的互为表里,让我们来重新认识“谁是余友涵”。
1993年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国艺术家的陌生面孔。意大利策展人奥利瓦用仅仅2天的中国之旅,快速地选择了十四名中国艺术家参展,余友涵算是其中比较年长的一位,1943年出生的他,此时刚好五十岁。
对余友涵来说,“西方”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早在1972年,他就开始自觉地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元素。如何正确看待西方,也是余友涵一直思考的问题。就像他曾经就读过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老校长张仃曾经说的,中西结合就是“毕加索加上城隍庙”,余友涵的艺术观念基本与此接近。
奥利瓦挑中的两幅作品以“波普艺术”的形态来呈现颇具中国特色的样貌。民间画布图式、美国当红歌星惠特妮·休斯顿等元素放在一起,就像快照一样,透露着艺术家对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的国家,那一体两面状态的描绘。
时至今日,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仍是艺术家达到一定成就的某种标志。近30年前的那场展览,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开创者角色,而他称自己的“波普”系列绘画为“历史画”。
余友涵不喜欢把艺术标签化,在他看来,艺术应该更自由一些。“中-西”以及“抽象-具象”这样的二分法,也是艺术家希望去消除的。相比很多拥有固定图式的艺术家来说,余友涵看待创作的方法是开放的,在生活中则一直贯彻着他低调的行事方式。
但对余友涵略知一二的人,最熟悉的或许是“圆”系列的抽象绘画,这次展览告诉观众,早在“波普”系列之前,余友涵便开始了中国早期抽象绘画的探索,并且对抽象绘画群体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抽象绘画”这个概念本身不是中国人的创造,在早期的“圆”系列中,单色的画面显示出艺术家对于当时艺术现实的理性沉思。稍晚的作品中,艺术家开始使用彩色,更多借用“圆”这个稳定、循环的结构去寻找色彩以及点线面的“构成”性,以及在这种构成性背后蕴藏的世界本质。而这个最早诞生于1985年前后的“圆”系列,是艺术家受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理念影响发展出来的抽象绘画实践。
这种“构成”性得益于艺术家早年受到的工艺美术训练——在1970年代,工艺美术在人们眼中具有“实用性”,因此相较于其他的艺术种类更容易被保存下来。1972年,余友涵毕业后分配回到家乡上海,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教书,而他的教学生涯被其自嘲为“挂羊头卖狗肉”,用“装饰绘画”的名义去向学生们教授抽象绘画的知识,著名的抽象画家丁乙和冯良鸿,都是余友涵的学生。
余友涵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中式抽象画”的可能性,一方面吸收塞尚、蒙德里安以及美国“色域”画派艺术家的语言,另一方面,他时时回到中国文化的深处,整个80年代,余友涵长期临摹吴昌硕的石鼓文,这使得余友涵的作品兼具西方构成性视觉语言以及中国水墨氤氲气韵两种特征。
“波普”系列并未成为这次展览关注的重点,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余友涵不想让自己局限在“圆”系列构成的自我陶醉里,而是积极地与时代发生关系的产物。就在他想主动改变自己画风时,碰巧遇到一本名为《POP ART》的小册子。
在余友涵看来,所谓“波普”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观念,而是一种可以容纳许多事物的开放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架上绘画、纸本、丝网印刷、拼贴,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方法,他都会加以改造和融合。
因此余友涵经常和学生讲,要在纵横两个轴上面下功夫,纵轴是艺术史,要对不同时期的各种艺术类型有认识;横轴则是对同时代的不同文化、族裔、方法以及艺术类型的理解。对艺术家自己来说,就是在不同的时空中“穿越”或“轮回”,而不是受制于某个历史时间点的时髦与趣味。
“永恒与多变”是一种富有张力的辩证关系,这场展览如同从艺术家的创作活页任意抖落的章节,不仅成为浓缩的艺术家个人创作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片段,更折射出以余友涵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时代的积极回应。就如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朱朱所言,“形式的多变并非衡量一位艺术家的绝对尺度,作品的内在价值取决于个体的独创性在回应年代的同时,从何种程度上揭示了永恒的在场”。
与余友涵走过的时代相比,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愈加多元,但又越来越快餐化的时代,图像借助屏幕让人们的眼睛无法停歇,更为潮流化、可爱的形象和鲜艳的色彩更受人们青睐,这背后的潜在危机,是大众在视觉经验上面临高度同质的危险。余友涵长达近50年的创作生涯,不懈追求个人风格变革,同时也因为不息变动的坚持,实现了自我趋于永恒、超然于时代的风格,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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