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行列里,近80岁的余友涵显得格外特别。这个出生于1943年的“老上海人”,在艺术上的探索堪称大器晚成。
30岁大学毕业,40岁左右开始正式的自我创作,50岁才踏入职业画家行列。
但他的积淀又格外深厚,上个世纪50年代已饱览西方现代艺术画册,大学期间又奠定了对中国传统工艺的浓厚兴趣。
在许多人眼中,余友涵是一个“抽象艺术家”,因为他从1980年代就致力于抽象艺术的研究,以“圆”的形象为代表,追问“抽象来源于哪里”,也创作着属于中国的抽象艺术。
正在南京金鹰美术馆展出的“永恒与多变”个展,则以跨越其近50年创作生涯的50余件作品,为观众徐徐展开这位艺术家更为全面的创作探索。
从早期的风景、速写,到具象的人像,再到轮回时期的多个系列,“启”“源”“流”“汇”四个脉络带着我们以切片般的定格与交汇,借作品跟随着这位艺术家的脚步,踏入他的人生旅程。
位于南京金鹰世界52层的金鹰美术馆,在中国林立的私人美术馆中显得格外独特。透过环绕整层的落地窗,这座城市的样貌尽收眼底。天气和时间的变换又会实时带来不一样的风景。
“永恒与多变”是金鹰美术馆自2020年开馆以来举行的首位艺术家个展。徜徉于余友涵创作于1973年至2019年间的作品中,窗外景色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艺术家近五十年创作生涯中的片段透露着纯朴、探索和理想主义。
中央设置的圆形展厅内,走过一组艺术家早期的风景速写,最早的风景创作是1973年的《石家庄李村学校 1973.2.2》。
余友涵之子余宇介绍,1965年,余友涵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一年后,便暂时停课。余友涵因为身体原因很快回家休养,直到1973年前后,一众师生到农村重拾写生,当时年近30的余友涵并未受过太多的专业训练,没有太多自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学生,因而与老师的交流并不多。
彼时每天白天大家或结伴,或独自出门写生,傍晚回到仓库般的集体宿舍。余友涵并未参与到请老师点评的行列,而是将作品往床头一放,就在一旁休息。祝大年老师突然跟其他学生说:“余友涵这张画我倒是挺喜欢的。”这句话给了余友涵莫大的鼓励,让热爱绘画的他有了自信。也因此,当时的创作记录下了这位艺术家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
随着华东沿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包括艺术行业在内的整个社会都在逐步走向商业化,经济建设是空前的。余友涵发现上海的一些书店甚至开始售卖日用品,相对于文化思潮汹涌的80年代,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似乎变弱了。
当时已是上海工艺美校老师的余友涵经常要带学生去写生,位于山东革命老区的沂蒙山,保留着秀丽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让他仿佛重回七八十年代。
余友涵带着数码相机在沂蒙山拍摄了大量照片,也开始了该系列的创作,他把沂蒙山更多归结为土地,但打动他的不仅仅是土地,也更是土地上的人民。
尽管这位艺术家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但是他从未停止对土地和最普通的人民的热爱。而他的创作也并不是局限于此,在十余年的探索中,风景、抽象、人物等不同系列是相互穿插往复的。
1993年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在意大利著名策展人奥利瓦和弗兰的邀请下,十几位中国艺术家首次登上威尼斯双年展舞台,向世界大规模推介中国当代艺术。
当时已50岁的余友涵是其中年长的一位。这是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余友涵曾回忆“当年在圣马可广场上,广场挤满了人,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及艺术爱好者。其中只有两个人穿着西装,一个是意大利总统,还有一个就是我。”
参加了威尼斯的开幕后,余友涵与丁乙一起,随策展人莫妮卡·德玛黛(Monica Dematte)到博洛尼亚,准备开始一场意大利之旅,无奈胆囊炎发作,只能在欧洲最古老的医院之一——博洛尼亚大学医院度过了两周时间,艺术史之行仍回归到了医院的护士、病友等人的身上。
在此之后,来自国际的展览邀约多了起来。参加了1994年的圣保罗双年展之后,余友涵打算到美国看一看曾多次在画册中看到的现当代艺术原作,却在上海遭遇两次拒签。
“他直接给美国领事写了封信,说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是想到你们美国去看看博物馆的,你们的美术馆里有很多好的作品,但你们不让我去,令我非常失望。”余宇回忆道,很快当时的美国领事就与余友涵取得了联系,邀请他前去考察艺术。
余友涵在纽约花了大量时间来看美术馆的展品,曾多次前往大都会博物馆,而在大约9个月的时间里,费城、华盛顿等东海岸城市的重要美术馆他也全部到访。
值得一提的是,可以作为特殊人才申请移民并已获得通过的余友涵在游历之后决定放弃绿卡。“我去美国是为了离开美国”,余友涵说,他只是去亲眼看一看经典的艺术作品,也看一看这个国家的社会和艺术生态,但中国更适合他。
余友涵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最早的旅行记忆是四五岁时被妈妈带着坐火车去南京。1949年的春天,6岁的他被爸爸妈妈带着,坐着三轮车从杜美路(现东湖路)拐到襄阳公园门口,是他对上海街景最早的记忆。
在这场展览中,《武康大楼》《泰安路》《北外白渡桥北》等至今仍为人们所熟悉的上海建筑和街景,在画作中呈现出几十年前的样貌。而今已成为网红打卡地的衡复风貌区等处并未有太大的改变。
余友涵关于艺术创作的最早记忆是小学时(抗美援朝时期),有一次在弄堂的墙上用粉笔画了两架飞机,被大表哥看到,夸他有画画天才。小学三年级,他遇到了专业的美术老师——谭老师,在他的工作室里见到最早的油画,和谐而丰富的色彩,特别的颜料气味让他神往,而自己第一次尝试画油画已经是12年后的1965年了。
小学五六年级时,余友涵已经立志做一名画家,被谭老师提醒画画是一门孤独的事业,不像音乐家会有掌声和鲜花,“我记住了,我不喜欢这种时刻,我喜欢默默无闻。”这种性格奠定了余友涵的创作人生,兢兢业业地探索,并不随波逐流。
在全面学习苏联式绘画的1950年代,他凭借自我感觉的铅笔画未能考取浙美附中,但余友涵在静安寺附近的市西中学学习了五年,弄堂里一家姓范的人家给他带来了最早,影响也最大的艺术启蒙教科书,“他家几乎排满整个墙壁的近20个书架以及占满整个书架的一排排书、画册,各种大部头的包括《大英百科全书》等书籍、音乐唱片等……”
范老先生带来了艺术上的有益影响,范师母在音乐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多年后,她所弹奏的巴赫的钢琴声仍在他的脑海中回响(展览现场展示的古典音乐CD得以印证)。
高二结束,余友涵报名当了一名义务兵,在部队中仍未停下速写的练习,战友的头像和较快的动态速写是他最常练习的。60年代早期,范家的哥哥还给他寄来苏联“创作”艺术杂志。
作为一个艺术上的先行者,从古代埃及、非洲木雕面具到西方19世纪末塞尚、梵高等人作品都对余友涵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而大学考取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尽管只学了一年陶瓷,但奠定了终生的喜好,中国陶瓷、传统家具等,材质与工艺的美和缺陷共同组成的中国的审美风格让他神往。
学习造型课期间,每天有老师带领去故宫陶瓷馆了解各时期各风格的器型,余友涵意识到自己更喜欢早期古朴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生活基本是现代,这些古朴作品来装饰生活更有历史厚度。”之后对书法、汉代墓室壁画、兵马俑等的研究或许也是他持续关注传统文化的证明。
“我跟他到一个城市去旅游,他必定去的肯定是古董市场。他喜欢陶瓷、造像,尤其是高古的彩陶,很多人其实更喜欢精致的瓷器,但他喜欢古朴的,还有唐代的长沙窑等,那些画工留下的痕迹与他的一些抽象化的探索很像,也有书写性。但他常买到仿制品,因为他从艺术创作的审美上来看,商人也往往会去仿造最好的作品。”余宇说。
这个在艺术上试图打破中西方界限、在融汇了多样文化的养分后坚持自我探索的艺术家走过了太多的路。而在他眼中,抽象与具象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谓点、线、面与天、地、人也是相通的。
正如展览标题的来源,他的一句话:“在画面中,我尽可能把质朴与智慧、虚静与生动、永恒与多变、无与有这些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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