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有一个不算习惯的习惯:将一些日常物换成另外一种颜色:白色的骨头刷成红色,黑色的烛台刷成白色,某个建筑材料被刷成了黑色。颜色的变化让这些日常用品从平凡的生活角色中抽身而出,成为了审美的对象。如果说纸、骨头、书籍等日常物是引子,圆形、三角形、球体是容器,构成了绘画不可或缺的感性一面,那么物体之间并置、镜像、重复、切割、正负形的关系,不同形态和色彩变化给人带来的心理体验,则是走向了更加理性的思考和更深层的心理结构。
因此,刘聪的创作也许源于他对于某个空间形态或者颜色的敏锐把握:当阳光洒落,一阵风吹过,纸摊开之后的褶皱,一块布落下的自然痕迹,书页翻阅的缓慢过程……目光停留在某种日常物上而有所触动,生活中最真实的体验是刘聪的缪斯,是他艺术创作的“原点”,这些最真实的触感完整地保留在绘画中,但是他并没有沉溺其中,“绘画是存在于现实和记忆的缝隙,是影像和雕塑的边缘,是联通“感”与“知”最有效的媒介。”
不同颜色之间的过渡,阴影的大小,某个边缘线是偏左还是偏右一些……凡此种种都要经过反复的塑造。若对此追根溯源,则这一系列无意识行动背后隐藏着某种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我们很难进一步推测是什么在发挥作用,但无可辩驳的是,它作为艺术家创作的底色而存在。
这一底色不仅仅是某种形态或颜色的触发,还有作为现代人所特有的焦虑和紧张感,艺术家需要面对的生活和创作之间的冲突,以及对于创作自身推进的思考。一张张无形的网让人一面舒适地躲在安全的角落获得片刻宁静,一面又害怕被它限制而努力挣脱。在生活之外,文字的阅读,人与人的交流都成了波动感情的弦,逐渐堆积出一种印象,进而引发心理机制的改变。
艺术家给自己的工作方式规定了范围:“围绕物体存在于空间中的轮廓作为结构语言符号的基础形式,和绘画表面在过程中显现出的具身实在,经由目光牵引回应于内心感受的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表达。”这就让近三年的创作实践与之前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创作是一个不断提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收敛的过程。他会将绘画中那些繁杂的内容逐渐剔除掉,留下一个更能成立的局部(《骨朵》,2108);摒弃不同物体之间蒙太奇式的拼贴,不断聚焦于一些基本且相对固定的形状(圆形、三角、球体等),并通过并置,镜像,重复,切割,正负形等方式来展开变化,色彩的选择也固定在某几个色域中不同灰度之间的细微变化。
在展厅中央两个相对而立的作品《组曲》、《红书》以九个、六个作为一组的方式展现了书的翻阅过程。书页最开始由平直的线条构成,之后书页的弧线轻微波动,最后又恢复了平直的线条,仔细看则发现已翻阅和未翻阅的厚度发生了变化。时间流逝的过程就这样凝固在了颜料塑造的画面中。两件作品的题目也颇有意味,《组曲》中由黑白两色构成的书页从整体上看像极了钢琴键的跳跃,而音乐和绘画的创作过程则同样经历着理性和感性的结合;《红书》与荣格的一本书同名,当然这里的借鉴并未与内容本身相连,而是从宏观上指向了创作过程中心理机制的变化。
正如此次在NUOART的展览“回音”(Time inReflection)题目中,中文与英文之间意思的错位展现出不同的思考维度:创作本身对于空间、时间的思考;画面自身以及作品之间的呼应关系,展览空间中作品与观众的互动关系。刘聪的创作没有丧失对于日常物本身的感受以及绘画中身体的参与感,但是也稍微远离了日常之物,像是漂浮于其上或是更为纵深的方向靠近了一步。
文/晓睿
图/NUO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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