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妙人” 耿建翌 : 不妥协、不做作、不煽情 | 新周刊
2023-05-21 14:15

坦白地讲，笔者对艺术家耿建翌的熟悉程度，在日渐壮大的当代艺术爱好者人群中顶多算中上，且是在做完大量文献工作之后才勉强跻身此列。熟悉耿建翌的人称他为“老耿”，但仅凭我对他的一点点了解，应该尽量不让自己显得唐突，耿建翌将以他的全名出现在文中。

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的一定大有人在，首先要说明的是：耿建翌是谁？

首先，他是军人的儿子，1962年出生于河南郑州。或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旁人印象中，耿建翌性格内敛、行事低调。北京的大院子弟常在少年时期痴迷摇滚乐，中原地区长大的耿建翌也向文艺伸出触角，他的艺术天赋自在郑州少年宫学画时起便已显露。

其次，他是中国重要的当代艺术家。耿建翌的职业生涯始于“85新潮”。彼时，刚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的他凭借毕业创作《灯光下的两个人》（1985）崭露头角。次年，耿建翌与张培力、王强、宋陵、包剑斐、曹学雷组建“池社”，这是中国最早的观念艺术团体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一批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中，耿建翌位列一席。耿建翌曾获2012年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的杰出成就奖，2016年获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年度艺术家”表彰，2018年被中国美术学院追授“哲匠奖”。他的作品曾展出于东西方各大艺术机构与博览会。

最后，他是很多人的老师、亲人、故交、挚友。耿建翌先后工作于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与中国美术学院，是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的先行者，参与建立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这里走出了大量新生代艺术工作者，说他“桃李满天下”不算夸张。艺术家、策展人杨振中1986年进入大学后，先是成为耿建翌的学生，后又与其成为好友。与耿建翌同是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的张培力比他高一年级，二人志趣相投，相处近40年不曾因什么事红过脸。

忆起至交好友耿建翌，张培力总结出“三个不”，指向他的人格与创作中最突出的性格：“不妥协、不做作、不煽情。”

耿建翌生前留下遗愿：“5年内不要为我出书办展。”与他相识多年的策展人凯伦·史密斯对此的解读是：“这个人一辈子做艺术不是为了出名或者逐利，他对这些都没有兴趣。一个艺术家去世后，或许很多人会带着情绪看他的作品，（这）会影响他们对于作品的判断。而耿建翌不会把情绪带到作品中。”

因此，在耿建翌去世5年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和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先后于2022年冬、2023年春呈现了“他是谁？——耿建翌作品回顾展”。展览由耿建翌生前好友凯伦·史密斯与杨振中共同策划，张培力担任特别顾问，对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观念艺术家之一——耿建翌（1962—2017）的艺术生涯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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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耿建翌作品回顾展”展览现场。(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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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再是“耿建翌是谁？”。因为这不仅是向不够熟悉耿建翌的你我提出的，同样是耿建翌面向人群发出的疑问。

耿建翌的回顾展名为“他是谁？”，呼应的是他创作于1994年的同名作品。该作品创作动机来源于1994年普通的一天，有人到耿建翌当时居住的筒子楼拜访，因他不在家而错过。耿建翌回家后，身边的邻居们纷纷向他提起这件事，于是他让大家对这位神秘访客进行描述。根据邻居提供的线索，耿建翌汇集出一组由文稿、速写、照片构成的作品。

这一行为让本来寻常的生活场景从确有其事变得煞有介事。收回的素材中，有人以长文一篇对此事进行了艺术加工，白描功夫了得，文末署名与日期似乎还不够，还要按上红手印作为担保。不少人选择将此人的肖像绘制出来供耿建翌参考，除了都戴眼镜这一共同点，画中人的五官、脸型千差万别。简单的“有人来找”这一事实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帮助耿建翌扩大了目标对象的搜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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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建翌作品《他是谁？》（1994）（节选）。(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众人的答复或许有调侃的意味，因为这并不是耿建翌第一次对此类常识性的问题表现出关注。早在1988年的“黄山会议”上，他就曾给人“出题”。耿建翌的代表作品《表格与证书》（1988）就出自这场著名的会议。当时，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高名潞计划在安徽黄山举行“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受邀参与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中青年艺术家和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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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建翌在“黄山会议”现场。(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在我们所熟悉的地方，熟练快速地填写各类表格算得上一种生存技能，许多人几乎已经将其练成一种肌肉记忆，任凭搬家几次，都可以一字不落默写出标准的居住地址，谁要是拿出证件来对着抄写，就显得多余了。

耿建翌同样做了一份表格，除了常见的个人资料外，还包括“工资情况”“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何时何地因何原因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等。这份表格夹杂在“黄山会议”组委会发出的那些表格中，抵达参会者手中。果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填写了耿建翌发出的表格。有人依靠自己的肌肉记忆将表格填写得滴水不漏，也有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以戏谑的方式回应这一行为。

耿建翌将收回的表格整理出来就成了作品，并给所有填写表格的人颁发了证书，正面是“吃菜不如吃肉香”几个大字，背面则印着：“由于您的合作，使每件作品得以最后完成，因而您将作为半个艺术家进入艺术史。”

这里的“50%”是耿建翌经常提起的理念。他认为，一个作品，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可以只做50%，另外的50%是由观众或者合作者来完成的。

凯伦·史密斯在梳理耿建翌回顾展的策展脉络时说道：“今天该怎么讲艺术家的故事？我们不想用传统的方式，从他的出生年份开始罗列，种种这样……耿建翌的出发点一直是怀疑：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找到别的方式？艺术家会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室里思考和创作，但观众看不到这一过程，耿建翌想通过作品把观众带到这个过程中来，寻找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看。我们也想做这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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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得不提到对耿建翌来说颇为重要的“'85新潮”，当时中国的艺术家们面临一个全新的局面，他们对周遭正在运行的一切感到陌生，又隐隐觉察出其中酝酿着的是一场令人振奋的风暴，因此生出一种对于变化的渴望。这在1986年的《池社宣言》中初见端倪：“艺术是有利可图的吗？艺术是赏心悦目的吗？我们渴望恰当的净化……我们渴望潜能的挥发……我们渴望疲惫而令人心醉的庄严时刻。”

“他们渴望找到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来反映其周遭的巨变，及其所闻所见的日常生活。耿建翌的艺术一以贯之地保持着观察和提问——正如我们在《他是谁？》（1994）等作品中看到的那样。这些简单的问题，不需要明确的答案，是耿建翌用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生活，那些日常司空见惯而被熟视无睹的事。他的作品，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关于我们如何参与生活、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做事。”与耿建翌合作密切的香格纳画廊对耿建翌的创作作出如上解释。

人的状态、动作、行为都是耿建翌的观察对象，目力所及的表象之下，更令他感兴趣的是不可见的东西：那些今天仍在被反复提及的当代艺术语境中的主题——历史、记忆、身份、制度、规则等——早就进入耿建翌的视线中。“教人如何执行日常行为更是别有用心，这种行为一旦‘被文化’就意味着本能将丢失。”

在一个称不上严肃的环境中，耿建翌始终保有一丝幽默，这是一种珍贵的品质。不同于难登大雅之堂的滑稽，他的幽默以一种轻盈的姿态将人的活动从日常生活中打捞出来，变得意味深长。或许，围绕在耿建翌身边的一切，都可以期待一个被他捕捉然后编排进作品中去的命运。

《第一个八拍》（1991）中，耿建翌将一个开怀大笑的动作拆解开来：从面无表情的预备姿势开始，笑肌收缩，嘴角拉开，配合眼周肌肉的动作和头部摆动幅度，笑到这里，随后面部肌肉依次归位，还原为预备姿势。与之相似的还有《穿衣的一个七拍》（1991）、《鼓掌的三拍》（1994）等一系列作品，这些形似“七步洗手法”的示范图样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它们照做一遍，心甘情愿掉入耿建翌的“圈套”，当然，还存在一种更理想的状态——陷入耿建翌曾陷入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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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建翌作品，从左至右依次为《穿衣的一个七拍》（1991）、《第一个八拍》（1991）、《鼓掌的三拍》（1994）。(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艺术家耿建翌不曾将“艺术”高高挂起，反而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想“摘掉艺术家的帽子”。用他的话来说，“艺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只是我看世界的一种媒介”。

刘畑曾多次参与编著与耿建翌相关的出版物，在他看来，“耿建翌的创作中种种难于消化的作品形式，看似各异，却共同组成了某种不能以‘风格’概括的、形而上层面的统一。这个独特的品质自为自足，与外在的潮流——即便是领先于乃至开创的——都能够保持足够的淡然和无关。这呼应于他为人处世的特立独行，他的做法、态度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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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还有一处特别设计，策展团队邀请耿建翌的生前好友填写一份表格，描述发生在他们与耿建翌之间的往事。这一环节既呼应了诞生在“黄山会议”上的《表格与证书》（1988），又是依照“50%”理念进行的一次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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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建翌作品《表格与证书》（1988）。(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透过众人的记忆，我们得以拼凑出一个形象更为完整的耿建翌。

张培力这样描述自己对耿建翌的第一印象：“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军裤，嗓音低音很足，比较严肃，笑声很突出。”在杭州生活近40年，耿建翌坚持用他低沉的嗓音，讲一口标准到足以成为个人标签的普通话。学生陈圆表示：“南方人的我听不习惯他特别标准浑厚的普通话。”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耿建翌低调、话少、温和。张培力将这种性格特点解释为“挑人”：“在生人面前他的话很‘节省’，当遇到谈得来的人或碰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也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像耿建翌的导师郑胜天说的那样，与耿建翌相处，是一种“伴随的距离感”。

耿建翌的一生中，“老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身份。作为老师的耿建翌在学生心中“睿智”“随和”。他说“艺术可学，不可教”，一直在用他的艺术观念和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影响和激励”。

提及与好友的过往，张培力洋洋洒洒填满了7张表，从1981年耿建翌进入油画系第一工作室的初次相识开始，到2018年1月——耿建翌去世一个多月后——送他去西藏。篇幅有限，36年的交集当然无法被塞进一字排开的表格里，即便是整面墙也不能将他们共同的经历一一言说。不过，张培力知道老友对此不会比他自己更介怀，“他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多，更没有长篇大论，他也从来没有认真编辑出版过关于他自己的艺术的完整文献。他一直对自我‘包装’以及被‘包装’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他似乎只关注和热衷于‘干活’，而对‘活’后面的‘说事儿’则不甚上心”。

耿建翌称得上一个妙人，具备大师的潜质和履历，又从不曾对此大肆渲染。他有一种属于艺术家的天然的敏感，随手抓起的东西、抬眼看到的细节，小到地上的一个裂缝，大到已经成为趋势的某种共识，都能合情合理地为他所用。

他的艺术生涯也算得上开阔顺遂。这不难理解，世间万物面对这样一颗虔诚纯净的心，总是不设防备。

耿建翌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从不黯淡。笔者不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更无从猜想他在天地间的去处，大概是哪里有美与好，他便往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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