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05 15:49
“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的。”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能耐心去咀嚼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所说的这句话，同时想想人类的现实处境，就会有一语成谶的感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与核危机，以及“全球化”幻景里浮现的全球环境与资源双重危机之后，我们几乎无法再天真地以“进步”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文明”的问题。甚至，即便是短时间内天文学家能在宇宙深处发现人类宜居星球，那个地方距离地球只有1光年，都很难让我们摆脱当下危机的巨大阴影。
现代工业文明模式已触及天花板，这是地球村里的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没有任何种族可以例外。但吊诡的是，恰恰有太多的迹象在不断提示我们，就像在一艘能量即将耗尽的宇宙飞船上的人们在忙于争夺各种物品，人类仍在因贪图局部利益而不断纠缠于各种局部问题——政客们忙于争夺权力，跨国资本家们沉湎于巧取豪夺，而大众则执迷于拜物教般的消费主义狂欢和各种各样的道德审判……就好像人类根本不存在共同困境的问题，就好像人类仍旧处在前景光明的上升之路上，而不是未来黯淡的下降之路上。
如果说人类借助科学的力量实现了第一次“人的觉醒”，那么现在，就迫切地需要在正视人类共同困境的前提下完成第二次“人的觉醒”。此次觉醒的关键，在于先要彻底地破除工业文明导致的无限上升的集体幻觉，以哲学的方式、科学的方式、文学的方式，当然还有更为直观的艺术的方式。我们知道，无论是现代艺术，还是后现代艺术，就其最初的反传统动机而言，都是有“祛幻”意图的。但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强力资本越来越深地介入艺术领域，随着商品消费主义的不断侵蚀，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已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主流社会的附庸饰物，加之又日益与繁琐僵化且权力化的理论系统为伍，导致当代艺术逐渐丧失了骨子里的反传统、反主流的精神，尤其是“祛幻”基因。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在坚持“祛幻”初心的艺术家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艺术家胡项城的这次《眼前的远方》个展，视为展现这种可贵品质的一种尝试。
在这一集合了大型装置、雕塑和影像等艺术样式的展览里，艺术家胡项城以一种颇为粗砺而又极富视觉冲击力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他对现实世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处境问题，尤其是个体与自然、个体与他者这两个关系维度的深入思考。
什么样的现场，意味着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从胡项城把此次展览放在开放的公共空间呈现这一选择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创作和展览动机里有着极为强烈的对话意图——也就说，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并不是把它们得体地展示出来，而是要展开一场真正平等、开放、持续的对话。它们将以让人无法回避的视觉力量去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任何观众。胡项城要的不是选择性对话，而是普遍性对话，而且，他非常清楚，这场对话无论从何种角度发生都注定是无法轻松的，甚至是异常沉重的。
在任何一个展览的现场，真正的言说者只有作品。身处胡项城这个展览的现场之中，那些体量庞大的作品是沉默的，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得它们每一个都仿佛正在发出震人心腑的巨响，就像在朝每个出现在这里的观众发问：为什么？面对那件长30米、宽8米、高7米的装置作品《试图爬出垃圾圈的维特鲁威人》的时候，稍微对新闻事件敏感些的人都会不难联想到最近中国宣布禁止进口欧美工业垃圾时所引发的那场轩然大波。关键并不是工业垃圾是否应该进口或出口他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每天制造出海量垃圾的问题（越是发达国家垃圾产量就越是巨大）。达·芬奇笔下那代表完美人体比例的“维特鲁威人”作为启蒙主义或人本主义肇兴以来对“人”的价值给予至高认可的象征，他深陷垃圾重围这个场景不能不说是关于人类“美学”的尴尬而又尖锐的讽刺。在这样的语境下，“维特鲁威”就是全人类的处境象征——垃圾正在包围人类，而人类却无动于衷地让所有机器以及自己都继续开足马力制造垃圾，如果不加以改变，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将会面对再也爬不出去垃圾世界。
在面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人类所选择的仍旧是互相指责、推诿，而不是坐在一起，基于共同的困境来开诚布公地好好谈谈。对于这个问题，胡项城显然是无法乐观的，在《坐下谈谈》这个由两辆明显处于相背离状态的表面喷涂了各种废弃物图案的大卡车、几十个行动中的人像和横跨两辆卡车的7、8米高蓝色木椅构成的装置作品中，他为我们所揭示的，是一种无意理性地坐下来好好谈谈以达成共识的气氛，无论向左向右，任何一方都是异常强硬的、没有谈判余地的状态，每一方都近乎盲目而又自信地认为自己将会是最后的赢家。面对全人类共同的环境与处境的问题，还有比这种毫无理由的“自信”更可怕的问题么？
据说，人类最新研制的超大型射电望远镜已有可能观测到宇宙的尽头了，这听起来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可是，能望得到宇宙尽头的人类，真的能望见人类的未来么？人类目前在地球上所做的这一切，所制造的这些触目惊心的问题，能让人类安安稳稳地等到科技发达到可以把人类移民到另一个类地星球上那一天么？胡项城的系列装置作品《眼前的远方》为我们展现的是：如果人类社会没有针对全球环境问题通过共同的思考与行动实现根本性变革，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无论是那架躺在垃圾废物上的银色飞机，还是无助地站在被废弃物覆盖的冰层已然融化了的南极的那几只企鹅，无极场竖立的巨大铁架上的那些发光箭头、水桶、镜子和砖头，都不过是人类社会在零和状态下的黯淡前景的象征。
实际上，胡项城的思考并不仅限于全球环境问题和人类共同命运问题，还延伸到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根源层面。比如对金钱、资本那难以遏制的狂热欲求，在他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无限膨胀的欲望让人类对迫在眉睫的困境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在装置作品《补酒》中，我们看到浸泡着多种货币的几百瓶白酒组成了星形和心形的图案并不时闪光，恐怕再没有比这个人们眼熟而又诡异的滋补意象更能直观反映金钱欲在人们心里所催生的无尽妄念了。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所说的，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所导致的最根本性变化，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行为从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生产转变为为了满足欲望而生产。而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那么结果当然就是生产与消耗必然走向失控，而导致目前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则正是欲望与生产的失控状态。
那么导致这种双重失控的状态的又是什么呢？在装置作品《顶住》那里，我们不难找到答案——那是用传统建筑拆除后留下的残余碎片做成的纪念碑，它是严重倾斜的，而支撑它的则是一把用大梁残片原型制成的剑。我们知道，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类似的趋势，就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都正在逐步地走向消解，而这导致的伦理道德系统和精神领域的紊乱失序，不仅使人类的欲望像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一样被释放出来，还使当代人类社会加速陷入矛盾重重且不断激化的危险状态。如果人类不能找到有效化解从环境危机到社会危机的办法，那么或许人类的未来就将是影像作品《海底新世界》里所呈现的那样，人类及人类的一切都将化为遗迹。
尽管如前所述，胡项城在思考探讨人类处境与命运的过程中经常是持不乐观态度的，但作为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也从没放弃希望。他希望人类能恢复理性，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针对共同困境的对话的基础上，跨越阶层和领域的界限去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能最终改变现在盛行的这种以消费为主要幸福方式的价值观，尤其是能创造出有足够魅力的取代方式。在装置作品《统领者的对话》中，他为我们展现的是曾经统治地球两亿多年的巨大恐龙面对两个史前动物的场景，而处在二者之间的，则是白色的人的雕塑。事实上无论是强大的恐龙还是史前动物，都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灾难袭来之时，它们只能接受毁灭的命运。但人类毕竟跟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类的可能性源自人类有思想、情感和意志力，只要不是发生小行星撞击地球那样的小概率灾难事件，人类是有可能通过改变生存方式而实现更长久的存在的。
在胡项城所思考的人类改变生存方式的可能性的过程中，显然对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持有相当警惕的态度的。在装置作品《工具·碎片》中，当我们面对那数米高的由各种工具和碎片组合成的呈爆炸状态的物体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作为工具的制造者，人类若是不懂得调节好与工具的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工具的牺牲品，到那时，藉由科技发展和工具升级所营造的美妙前景不但将大概率地化为泡影，还将是一个无解的噩梦。而胡项城所暗示的人类自我改变生存方式的途径显然不在科技发展这个方向上。
实际上不难看出，他最希望出现的改变，就是人类回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懂得按自然规律去节制欲望地实现人类的生存。换句话说，人类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地球和自然的主宰者，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应该是。在地球之外的茫茫宇宙中，尽管人们仍然在积极寻找第二个可让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星球，但地球目前生态的恶化导致的时间差很可能注定让人类等不到这个迁徙的时刻。人类的文明的延续，应该回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路线上去，即使是发展科技也应该是在这样的路线上进行重新模式意义上的再思考再构建。只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通过对眼前困境的逐渐而有效的克服，孕育新的未来。
一个展览无论以怎样的规模呈现，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它所能起到的作用都是极为有限的。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对话语境的构建来开启无限的对话可能。在胡项城的语境里，人类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成为共同处境话题的平等对话者，只有达到这样的对话广泛度和强度，关于人类未来出路的解决方案才真正有可能会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眼前与未来的困境，我们永远不要低估每一次触动人心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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