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05 15:47
“眼前的远方：胡项城作品展”已于2018年10月16日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开幕。展览并非在传统的白立方空间中展开，而是在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建筑一层、一个半开放的空间举行。奇特的建筑造型营造出了一种溶洞景观，而艺术家胡项城巧妙的利用了这一场景，创造了他自己的叙事舞台。
总体来说展览的材料大多都是来自于形态各异的日用品、废弃物和垃圾，特别是现在城市化中的建筑垃圾、脚手架和白色的泡沫包装填充物，其中也包括从传统老建筑拆卸下来的构建…… 从中不难看出他所处理的议题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病状、生态灾难和政治悲剧。
美国艺术批评家Hal Foster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其文《实在的回归》（The Return to the Real）中点出了一种当时先锋艺术的特征，他称其为“卑贱物的崇高化”。卑贱物在一定的文化构造当中都是被排斥之物——主流之外的“他者”，卑贱物对于主流社会的秩序来说绝对不是危险或破坏性的，而是其基础和对秩序给予的肯定。卑贱对于秩序来说被表述为禁忌，所以对禁忌的确认就是对于权力的遵从。越文明的社会，就越会让人无法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卑贱之物。于是艺术家的工作就是颠倒它，在作品中使得卑贱之物转变为神圣，从而把整个秩序逻辑被拖至阳光之下，受到拷问。这一方法自浪漫主义开始就已经源远流长，借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名言：
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
同样我们不要忘记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正是为了抵抗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造成的祛魅。
这也正是这样，艺术家通过和附近住宅区的垃圾回收站合作，使得这些“卑贱之物”转换为了“崇高”的美术馆舞台布景。水下鱼类的巨大影像被投射在“溶洞”崎岖的内壁上，它们仿佛在由垃圾组装而成的水下环境之中自由游弋。影像周边还分布着廉价且艳俗的玩具企鹅，一架巨大的充气飞机被悬吊在空中，似乎正向着我们飞来。
附近某工地的废弃木板材料也变废为宝地成为了巨大霓虹灯装置《环球箭头计划》的材料。闪电型巨柱被裹得火树银花，从十几米的天花板直接插到地上。分散在周围的霓虹灯不断闪烁着，营造了一种嘉年华的效应。
废弃的中国传统老房子的木质构建也被收集起来，拼装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斜塔《顶住》，仿佛是对于塔特林第三国际之塔的引用，即一种对于传统失落的挽歌……
我们有幸遇到了艺术家，凝听了他对于自己作品的诠释，毫无意外地听他谈及了整个现代性所造成的灾难，生态环境的破坏、传统故乡的崩塌……他声称在伪繁荣和浮夸的当代表层下面，发现了灾难性的真实（the Real），它正不断侵蚀着我们的生活。这些议题正是被通过“卑贱之物的崇高化”——由垃圾和废弃物所铸造而成的各种艺术史中的典故和隐喻，如达·芬奇《维特鲁威人》、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塔》……形成了卑贱和崇高的对比，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如同Hal Foster而言，当排斥之物重新被我们看到，当禁忌被展示，那么我们整个现代性的秩序也同时被揭露出来。他认为卑贱艺术倾向于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认同卑贱物，以某种方式接近它——为了探测创伤的伤口，触碰实在界那淫秽之物的凝视。第二个是要体现卑贱的状态，这样才能激发排斥活动——以便捕捉到排斥行动，让它能够反思自身，甚至排斥自身。
我们不难看到这两种方向同时聚集在艺术家胡项城的作品之中，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反思之后能做些什么呢？当艺术家所声称的真实（the Real）作为卑贱者虽然仍旧被排斥在我们日常的目光之外，但对于它们的讨论早就成为了大众媒体制造焦虑的法宝时，那么所有对于“真实”的揭露也转向了某种策略性手段。
在早期现代主义中，当杜尚用小便器揭示了真实，引起了巨大的轰动（scandal，scandal的原意是指某种既定意义的塌陷）——所谓不可见的“他者”被带入公众的视野之中，从而引发的恐慌。但在后现代、当代，如同克里斯蒂娃所言：
在一个他者已经坍塌的世界里。
除了对于被排斥之物的揭示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努力。
Related Artists: HU XIANGCHENG 胡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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