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05 15:32
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1月8日，艺术家胡项城先生“这不是零!”大型装置展于上海浦东证大喜玛拉雅美术馆举行。胡项城这位具有强烈文化使命感与人文关怀的艺术家，近三十余年来，坚持不懈地挖掘与运用中国传统乡土文化资源，结合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文化现状的批判性思考，激发了独特的遗产保护与艺术创新实践。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投入到上海郊区的金泽、青浦、朱家角等传统古镇，义无返顾地追求他的理想目标——让延续千年的乡土文化传统能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得以保存。从铺路到造房，从手工艺传统的梳理与转换，到民俗节日庆典的恢复，甚至到原生态的农业生产，他涉及了器物、空间、仪式以及人与自然等乡土生活的多维度思考，而他一系列的创作实践，正是想用鲜活的方式证明，人类文明记忆的传递，除了语言文字，还有行为、器物、工艺、图像、空间方式等各个方面，这个生活世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她内含着当代价值。
“这不是零”大型装置展，是胡项城多年来探索传统乡土文化重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展览中的多组巨大的“零”形装置材料均来自被废弃的传统民居建筑和家具部件，每一个碎片都沉积着生活的信息，也凝聚着工匠的心血。这些碎片通过艺术的方式被重新集聚，反常呈现，其中蕴藏了艺术家无声的拷问：社会要改革，要现代化，但现代化必须以消失传统为代价？我们必须将记忆丧失到零才开始创新吗？这些宝贵的遗产真的已对我们的生活毫无价值吗？
怀着同样的困惑，以及对艺术家强烈文化关怀的回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以下简称“上海中心”）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于2015年1月5日共同举办了本期沙龙。沙龙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卢永毅教授和上海中心执行主任邵甬教授联袂主持，并邀请艺术家胡项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陆兴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作主题发言，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历史风貌保护处王林处长，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汤惟杰教授和赵千帆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常青、张松、阴佳等教授，还有许多热心的师生以及媒体人出席沙龙并参与讨论。嘉宾们从艺术、哲学、社会学、遗产保护等专业视角对乡土文化保护展开了跨界对话。
胡项城：
我作为艺术家介入乡土文化建设，是受博伊斯社会雕刻概念的影响，思考艺术家如何通过社会实践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当代艺术和乡土文化保护好像是两码事，当代艺术是联结当下与未来的事，乡土文化保护似乎是一个要回到过去的保守事情，这实际是非常大的错误。当代艺术是一件件还没有完成的事件，是在不确定的当下与未来中的行动。全球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冲击，未来是那么不确定，因此留下思考的时间是那么重要。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历史城市和乡土生活正在大规模自我消失的背景下，乡土文化保护不仅是回顾，更是以温柔的方式挑战盲动的潮流。传统与乡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这些文化带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稍不注意就会马上消失。所以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保持地域文化的特性，是一种前卫的行为，也是指向未来的。
城市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规范，但也一点点开始僵化。欧美的文化艺术受到了非洲的影响，而我们通过欧美消化过的作品来感知非洲，把一个洲给忘了。将来我们的文化要重新激发出力量的话，要从本地乡土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源头寻找，要放眼世界，不能只放眼欧美。
社会生活的真正核心其实是每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些宏大的皇宫、庙宇、文人庭院等显眼的建筑肯定会得到保护，而我们却拆掉了大规模的民居。过去的殖民主义是不讲地域文化的，现在是我们自己动手拆，就是“自我殖民”的意识在里面起了作用。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也可以说是外界刺激我们的反映史，这种反映往往表现出局限性。
所谓成功和相对成功的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即一个事情出现，总有另一个抵抗力量，部分地将它平衡住。我们可以喜新不厌旧，也可以不薄古人重今人。那如何进行新旧转换呢？从图像文化来讲，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每一个地域，也都富有变化，这其实就像种子一样，成为再开发的巨大资源。这些微妙的差异性、多元性，对于突破越来越理智和规范的社会单一性，回归社会文化的创造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饮水思源，对一切的文化基础都要清楚，要像拉弓一样，厚积薄发。我们一直往回拉，一直走到源头，我们才会射出去很远。那么，如何保护家园？家园不等于是房子，还有很多无形的行为。把艺术还给大众，把文化还给大众，比较好的方法是通过“手艺”，这是一种参与的行为。
乡土文化的复兴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应从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开始，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然后是乡土文化理论研究，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礼仪行为方式？还有社区建设，建筑与器物的制造以及教育等等。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理想，来完成一个社会细胞的改良。
陆兴华：
胡老师的展览使我最近去重读了海德格尔后期很多的与保护、家园和故土之类的主题有关的文本。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般讲故土、保护和遗产时，一定会往他那里靠。但我认为，他的东西在今天非常不牢靠，我们得小心。
第一，关于自然。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不能再用物理概念，来理解自然。自然不光是能源、物质、力量和有机体，也是信息、控制、重补、转译、输送和编码、解码和反馈。基因到分子层面的“自然”，也是自然。海德格尔讲，爱这个土地，但不亲自动手，湿身，生死于大地之上，是没用的，这是很hardcore的家园意识，今天看来是封闭和保守的。如果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故土，就得弄明白这土地在哪里，我们的家园在哪里。
第二，关于艺术。我用以下三点来概括海德格尔对艺术的看法在今天该怎么去参考：1、不要用技术去使用技术；2、应该艺术地去使用技术；3、以更大的关怀去使用技术的方式，就是“艺术”。
第三，关于栖居。海德格尔只讲了“住”。人如果很恰当地住在这块地方上和房子里，这块地方和房子，就可以合理，且可以神圣。神圣，就是处在一个最恰当的存在位置上。故乡，是我们的“住”造成的，只有个人的故乡，与其他人没丝毫关系。海德格尔的“故乡”，是必须原封不动的。海德格尔认为，居住能够帮我们处理好天、地、人、神的关系。住，使得故土壮严和神圣。人如果活着不能处理好与房子、土地和家园的关系，那他也会通过他的死，用死这一仪式，使他住的这块地方，变得神圣。所以，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一个preservation的态度，他没有讲conservation。海德格尔的preservation，是什么都不要动，让它成为个人的生存世界，充分，全整，安宁而神圣，但这显然是不够的。而conservation，是集体地边讨论边保护，类似养金鱼，里面是整个生态，维持很难。
因此，我们今天谈“保护”，海德格尔能告诉我们的其实不多，但可以帮助我们拓展思路。胡老师的展览说“这不是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们的conservation一定不是零，他要我们别灰心，失去的过去的粉末至少还在，至少在展览上还都在，我们拣起来，仍可以开始，仍可以自信。今晚，我将结论归到了“零”，我暂时不要你的图纸和说法，你让我在零状态里呆一会儿，开放地来好好想想！
王伟强：
我们谈论的乡土文化从哪里来呢？我今天主要讲三个人，也是三个案例，他们非常好地反映了我们对“乡愁”的思考。
第一个人叫秦军校，他从小生活在河南三门峡陕县，80年代到深圳闯天下。从90年起，他每次回老家过年都会拍摄家乡的风土，他对窑洞是有感情的，因为他从小就在那长大。断断续续拍了20年，出了一本书叫《地坑窑院——中国人最后的“穴居”式民居》。他的摄影作品反映了建筑聚落，同时也关注人文精神和反映生活细节的器物。这本书记录了地坑窑院的历史、乡土文化，包括婚丧嫁娶习俗和室内陈设等。这本书既是他对乡土文化的累积和探索，同时也反映了他个人的乡愁，这是一个他“回不去的乡愁”。
第二个人叫魏壁，他在90年代初的时候是搞印刷的，后来《现代摄影》杂志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是拥有当代观念的一批人在做的一个杂志，魏壁后来辞职，跟着搞摄影。有天他莫名其妙被抓起来，关进监狱80多天，最后无罪释放，这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2008年他携妻子回到了湖南老家梦溪村，并拍摄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作品，其中有两个作品系列比较知名，一个“梦溪”，一个“梦溪二号”。从形式来讲，魏壁是回去了，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大脑已经在城市被格式化，人虽然回到乡村，但生活来源和整个心思还没法彻底回去。这只是形式上回去了的乡愁，但他把新鲜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到了乡村，推动了乡村的进步。
第三个人叫田秋香，她在2008年年底回到家乡，从此在百色开始了新的生活和事业。我们2008年在当地做调查时，那里农民人均年收入是2300元，而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将近4000元，是国家划定的贫困地区。后来到2013年年底，村里人均收入达到12000元，当时全国平均数是9000元。这当中，田秋香起了很大作用。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加入合作社，然后鼓励更多人回乡创业。我们今天谈乡村凋敝，谈乡村改革，谈乡村建设，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乡村“人的建设”。如果缺少这样的人，乡村外部力量再怎么帮助，制度再怎么改革，最终还是做不下去。田秋香的案例是属于真正彻底“回得去的乡愁”，她抛弃了对城市的幻想，把工作、生活、梦想都带回了故乡，并成就了她的事业。
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中国几代领导人都谈“中国的问题实际是农民的问题”，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不解决，城乡二元的分异不打破，我们的乡愁其实是回不去的。如果三农问题不解决，我们根本谈不上乡土文化的保育。只有破解二元关系，才能推动乡土文化的保育和发展。
嘉宾对话观点摘要（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列）
卢永毅：胡老师的探索让我看到了一种高度，那不仅是社会关怀和时代责任，更是一种文明视野和实践能量。乡土文化是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一种文明形态，它是有厚度、有温度的，就是说，它充满了生活智慧。而现代化进程不仅造成文化记忆的失却，也带走了许多传统生活的智慧。所以，从一个古镇到另一个古镇，在十多年执着的保护探索中，胡老师从铺地、盖房到器物工艺样样涉及，他还不遗余力地要将民俗节庆恢复过来，帮助乡土生活重新找到归属感和自豪感。胡老师思考和实践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既敏感地捕捉着传统生活形态中无数细节中的智慧，又始终不离开对生活环境的整体认识，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切身关怀。反思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看到一个方面的进步可能潜藏着另一个方面的危机，没有看到有时所谓的创新其实可能远远不如乡土传统中的某些理念有智慧。胡老师常被认为是个怀揣乌托邦梦想的艺术家，但他不愿放弃，因为他看到邻国日本在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上有无数经验可以借鉴。他呼吁即使是保护乡土文明的碎片也刻不容缓，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让文化的基因不致于彻底消失。
阮仪三：好多的东西被我们踩在了脚底下，变成废墟，变成无用的碎片。而这些碎片蕴藏着很多的历史。许多消失的东西都是我们应该看守的好东西。千百年来人们手工创造的东西留下来，我们却没当回事情就毁掉了，而且在不经意当中就毁掉了。现在中央提出来“乡愁”，又要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这个帽子下，就在“乡愁”下面建了很多所谓的“新农村”，很多的“时髦”建筑，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伍江：每个人都有乡愁，但把乡愁作为保护的动力，这个动力是不健康的。人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才会引发出“愁”来。艺术家特别讲“形”，天地万物只要是物质的都是“形”，但是这个“形”本来没有意义，有了人的参与才有了意义。人是有意识地进行“形”的塑造。这个东西贯穿在人的历史当中，胡老师作为艺术家的责任与价值在于，通过艺术的眼光和语言挖掘历史文化当中的价值。有人说中国为什么建筑搞不好，因为我们建筑师的“形”把握不住。我相信古代难看的东西其实更多，但现在看到剩下的都是最好的，是打动了精神的“形”的东西。我觉得历史文化价值实际上并不仅仅在记忆，保护的意义可能更深。如果能够有更多文化人更多的艺术家来参与挖掘，可能我们会理解更多的关于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汤惟杰：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和城市》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思路。他通过研究英国19世纪的乡村题材小说，发现“乡土文化”在很大意义上也许是来源于我们的想象，它也不能直接救赎我们这些为现代都市化所困扰的当代人类。然而他认为，乡村作为一个特定的想象景观，又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乡土”，是被我们现代都市人发明了的另外一个乡村，本质上是一种另类的都市文化。城市和乡村，作为想象，是我们现代生活和现代智能结构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彼此之间不能救赎，但是必须共存，我们也许就在这个矛盾当中不断往前走。
常青：Preservation本意是零干预，Conservation则是保存之外要再做点什么。当概念是混乱的时候，你的思考和行动就不能再发展下去了。要以preservation的境界去做conservation，零与非零之间的拿捏全在你的体宜和裁量。preservation，是说一切归于无，或者归于零，但零不是无的意思。到底是要conserve还是preserve，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思考，这不是咬文嚼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考，会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今天发言的三位老师，一个谈艺术，一个谈哲学，一个谈社会；一个讲“非零”，一个讲“零”，一个讲“零还是非零”。
王林：我在金泽看到的胡老师作品，不是我们想象的通常的工业厂房改造，他建造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空间，还组织民间力量举办传统节庆活动，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传统的生活社区空间。胡老师希望通过他的建造实践告诉我们过去的人们是怎么造房子的，是如何按照需要的房间用途和空间功能，凭自己的感觉去建造的。胡老师用他的行动在实践，在影响我们，在告诉我们文化的意义。人类是有文化传承，有精神需求的，历史文化可以带给我们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滋养。
赵千帆：从哲学或社会理论角度来说，人类作为个体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时，可能就会丧失判断什么是必要的能力。这需要回到conservation和preservation的差异性问题。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保存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必要的，一个是不必要的。必要的保存必定在未来某个点上要丰富你的生活，要支撑你的生活；不必要的保存纯粹是为了保存，比如收藏。不必要保存的累积，必然会排挤掉必要的保存。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毁坏，都是基于对“资本”的保存。Preservation中有一个“预先”（Pre-）的概念，这非常符合资本逻辑，而Conservation则有“整合”（Con-）的意味，它并不是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将来，把钱存下去，或者把数据再备份一份，它要求我们必须要对当下有一个判断，要把过去、未来和当下放在一块儿判断，到底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没有这种判断，我们就只能做到Preservation。
阴佳：胡先生的装置艺术是极为现实的虚构景观，也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状态。当代艺术本身就应该是关注当下社会问题，并提出批判。传统的中国，没有电视、没有电影、也没有广播，但儒家文化和意识却传遍每一个角落，除了私塾、学堂、课本之外，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如戏剧、小说、工艺品、日用品等等，这使得人们时刻呈现出一种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呈现的，这是我们当下需要给予关注的。历史的大厦是由无数的微粒构成，透过这些物质的细节，我们可以深入感受到历史是可以触摸的。透过历史物质的细节，可以呈现出历史的真实，如果缺失这种细节，我们只能编造或者虚构了。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说，我国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的事业多为西方的艺术经典教育，这样久而久之，我们的学生会渐渐忽视、甚至丧失了对本土传统艺术的领悟能力，以及蕴含其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脉络，以及传统艺术特征，这都是需要我们面对和努力尝试改观的。
杨萍（出版人）：我用将近14年时间把山西的数千个乡村进行梳理、拍摄和记录，看到乡村特别凋敝、丑陋。在古建筑非常集中的山西南部，老百姓经常会把房子拆掉之后用红色的瓷砖作为自己的门楼，雕花门楼弄到哪儿去了，是没有人管的。村民都搬进了“新农村”里非常丑陋的楼房，有的地方老百姓不愿意住进去，说不实用，而一些新建筑师设计的东西，农具都没地方放，完全不接地气。乡村里，虽然戏曲、音乐班子都在，但是也逐渐越来越少，慢慢地在消失。有的乡村是非常大的古村落，有两三百幢的房子，但整个村庄里基本没有人。我觉得回不去了，我也在思索这些问题、这些痛苦。
邵甬：乡土真的能够感动人。我自己以及在教学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人在城市里待久了，感官就麻木迟钝了。如果我们把教学搬到一个传统村落，做一个遗产现场教学，我们就会发现同学们的感官一下子就打开了。他们开始敏锐地感受山水田园，感受山水与人居的关系，感受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与人居的关系，他们更容易理解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等抽象的概念，体会中国人的智慧。乡土文化不仅是对过去人有意义，对当下人有意义，也对未来非常有意义，这是我们中国不断创新的重要基础。乡土的当代和未来价值也将激励我们继续努力。
全球范围的城市化运动势不可挡，在伦敦、纽约、上海、迪拜等城市,一座更比一座高的建筑拔地而起，密密麻麻的水泥森林迅速取代了农业社会的生存景观。钢铁脚手架与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犹如一组组比例失调的奇异组合漂荡在各工地，很难想象这种景观是否有一天会搭建到地球的尽头。脚手架的存在是为了建筑楼宇，它的意义只是作为大型工具而存在，是建造中的临时状态。但建筑似乎永无停息，因此脚手架便时时处处可见，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脚手架与建筑形影不离，似乎形成了永恒的图像。令人叹息的是脚手架上工人却像剪影一般定格在那里，他们中很少有人可以落地，住进城市中新建的楼宇，同时，作为建设者,他们虽然常常踩在最高的脚手架上，却很难瞭望到他们远方的老家和新居。
这座圆形脚手架，却并非为搭建楼宇而建，它成为了这次建造的真正主角，成为了目的。在这个圆形围挡当中，建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木匠祖师鲁班的彩灯像，鲁班大师的周围堆满了胡项城先生从旧木材市场收集来的建筑雕饰碎片，虽然这些碎片已然朽坏，但当年工匠的丰富想象力与精湛的技术依然清晰可见。钢铁脚手架的上方浮悬着一个个用旧的门窗组成的巨大圆环，构成零的形状，这些来自各家各户的门窗的连接，分明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家园，家园中人与人、家与家之间相互依恋的温情。面对来之被拆除废弃的传统门窗和周边的围合的钢铁脚手架，仿佛向我们提出在未来的建设中是否还要历史文化？又有什么方法措施来实施新旧的文化的融合？时间已很紧迫，天天都在消失的历史图像，又有何方法让大家警觉保存发展的重要性。如今，在这个装置中红、蓝两种警示灯闪烁的灯光下，仰望天空中的这座环形家园，心中便有了一种复活、升华、神圣的感觉。
这是一台用废旧木材组成的压路机，当代艺术用相反的方法，将那些原本被推倒的东西，反过来放到了上面。机身上布满了被废弃的传统印刻残片图像。压路机压出一个圆形路面，这个圆圈不是失去记忆的零，而是连接历史和传统走向未来的通道。
全球一体化的工业景象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标准化景观。这一组可拆装重组夸张的水泥管道象征着工业时代巨大的吞吐量，吞嚼着各种被解体的地域建筑文化的历史遗物。多元的文化生活方式的消失令人担忧。我们用这些被吞嚼的老材料重新印制在泥砖上，水泥管外的投影还显示了用废旧材料重建乡土建筑的过程。
在展览的东面有座用各地废物与新旧木材组装成的传统廊亭，这里被用作展览期间的临时砖瓦工作坊。在这里，艺术家和大家一道将他与同道朋友在传统建筑文化保存中收集到的千万片建筑与家具残片中的传统图像印制在了一块块砖瓦中。这些砖瓦制成后会全部捐献给社会建立一座圆形的围墙，供盲人通过触摸来了解传统文化图像，也使明眼人能看清每一片传统图像都能成为文化复兴的一砖一瓦。现场参加砖瓦制作的群众们兴致勃勃，社会大众的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得以重新复活和延续。
环球箭头计划是胡项城“这不是零”装置群中一组特别的组合。这三个箭头分别用废弃的木片、崭新的玻璃和冰冷的水泥制作而成。木质箭头让我们联想到人类从钻木取火以来那种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但这次箭头所使用的材料，来之于被废弃的传统建筑中的碎片，从钻木取火到营造农业时代的传统建筑，曾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今天，我们进入工业时代进步与退步是否在同步发生呢？其中最大的水泥箭头则表达了当下钢筋水泥时代人类无处不在的超强力量。玻璃箭头预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暗示当我们不断进取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自我瓦解的危机。忧患意识，永远是伴随着人类成长的明智力量。
“这不是零”的装置群的背面有座巨大的圆型迷宫，当我们进入这个迷宫，会看到许多由古建筑上拆下的废弃门窗组成的装置组合。在这巨变的时代，拆除部分老房子，为道路、河道、新城市让路，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时至今日，我们是否需要停顿、反思一下呢？我们拆得是否过多了？族群失去记忆的后果又会是怎样的呢？今天，这些门窗的主人早已散落在各地，而门窗——这些千家万户存在的记忆却相聚于此。当我们进入这座迷宫时，也许会突然发觉，有时候我们离历史太近，反而可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和价值。如果我们从高处俯瞰迷宫的外形和内部行走的人流，将会发现整个装置是个巨大的“拆”字。艺术家似乎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从麻木中惊醒了，拆剩的已经不多了，面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我们该如何向子孙交代？单一均质的生存空间，真的能给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多彩的生活吗？
这是个4米高、8米宽的圆形高台，高台上老井与石础均来自废弃的家园，高台的周边一圈圈围绕着志愿者提供的旧衣服。这些曾带着体温的衣服，今天却有个共同的愿望——守望我们的家园。看到这老井圈，我们会联想到饮水思源；看到这石础群，我们则应该警惕，这物质与精神的传承万万不可断在我们手中。
高台有楼梯可以上去，顶层正中有一把剑，剑旁边有一个门，四面都有人在注视着。胡先生相信每一个门，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重要的记忆，像巴金的家春秋，说总要走出去，但今天我们走出去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回家？图中的这把剑是胡先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在江浙两省的旧木材市场淘得的。胡先生说，这个装置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饮水思源，我们一切的文化基础都要弄清楚，我们要像拉弓一样，要厚积薄发，我们得一直往回拉，一直走到源头，我们才会射出去很远。
急速的变换，一切都那么不可预测。仿佛一夜丛林矗起了高楼，南飞的大雁已找不回栖地。人流涌向了城市，故园的景色在我们的眼前模模糊糊……人与鸟的生息空间都发生了空前的巨变。本来鸟并不希望改变现状，对于它们来讲天生的山水已是足够的天堂。但人却是不安份的，人的天性是有双重性的，人人都希望改变、希望创造、希望超越人生的时空局限。当我们蜗居在老家时，总希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有一天我们的家园变成了山寨版的欧美时，或者所有的地方变成了理性的几何形时，我们丰富情感被归纳，人与人之间已无差异性，同一个梦想，同一种饮料，同一种装扮……
物理的家园、心灵的家园何在？作为艺术家，曾经的“巫师”能做些什么？艺术是什么？当大部分人的生活、工作被无奈的机械化时，艺术也许能挽回一些什么，也许什么都不能，但我们必须试试。我们参与乡村建设，希望回家的人能看到熟悉的家门，我们参与传统节日恢复，希望幼时的快乐能传给下一代，并能保留对天地、先贤的敬畏之心。我们参与有机农场创建，希望能够保留干净的水土，希望生物链能保持正常的循环……这是艺术吗？也许是！难道画作必须在画布上完成吗？当风景已起变化，我们可以在画布、宣纸上反反复复的重构消失的风景聊以自慰，当然也应该在大地上、在民间营造天人合一的家园。人能出去，也有家回，鸟自然该有他们的天地山水。
这一组水乡风景画，画里面都没有门窗，就是一个房子，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状况。那门窗在哪里？于是，胡先生找来一些已无法修复的门窗，作为画框放在画外面。而这些房子的朝向，有的向下，有的往上，而鸟儿站在窗外问我们，它的家园在哪里？所以，我们不能仅从人的角度来考量这个世界，还要为这个世界所有的生灵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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