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威尼斯双年展“镜中行旅”主题展览中,艺术家计文于和朱卫兵带来软雕塑、布面丙烯与装置艺术作品共16件。这些类型各异的作品以诙谐的风格与独到的巧思,为观众展现了这对艺术伉俪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对社会变迁与人性幽微的深切思索,如万花简般折射出中国社会数十年来高速发展中的众生百态与人心浮沉。
计文于&朱卫兵:针脚里的中国
记录时代褶皱里的阴晴圆缺
新生
干禧之初,计文于已在绘画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没能消除他日益滋长的创作焦虑。他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创作语言的瓶颈期。"我发现我变成了一个制作者,没有了新的可能性。"
而那时的朱卫兵刚生下女儿不久,面对家庭生活的头万绪她不甘心成为一位全职太太。出身服装设计专业喜爱绘画的她,从小就有一个艺术梦。她想做些什么,既能用上她熟悉的布料,又能表达生活中的感悟。她向困顿中的丈夫计文于建议,试试以布为材料,一起做点什么。
这一次的提议开启了他们日后二十多年的软雕塑创作。最开始他们尝试用布将平面绘画转为立体装置。在塑形的过程中,计文于发现布料自身的形态与质地使其难以把控。“布很倔强,它有自己的性格。桌布也好,服装也好,布不是一种附加,而是种展示。展示的是它自己。”计文于说道,“同时它还是反雕塑的,它可以被全部填满,或者如日本的鲤鱼旗,无风时是二维的、扁平的,风一吹就变成了三维的状态。这里面的可能性太大了。”
新材料带来的挑战重新燃起了计文于的创作热情,而对朱卫兵来说,布料则是一种满载儿时温情的言说媒介。她回忆起童年时代,母亲常在下班之余或是逢年过节,为她缝缝补补、裁制新衣,这成为她人生中难忘的美好记忆。后来她进入了服装设计行业,但时尚潮流的轰轰烈烈如过眼云烟,充斥着临时性与不稳定性。加之程式化工艺的条条框框也令她感到不满,她想要超越。而软雕塑,正为她重新找到了表达的空间。
就这样,在创作与生活交织的日常里,计文于和朱卫兵逐渐摸索出一种开放自然的合作模式。他们热衷讨论旅行见闻、市井观察、新闻事件,在调侃式的交流中,创作灵感也不期而至。而创作时布料意外的形变或结构的重组,则使他们最初的概念与想法不断生长、更迭。遇到分歧,他们虽有争吵,却也能看见对方的视角带来的互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视觉盲区,”朱卫兵说,“作品的各种细节是我们在沟通过程中产生的,其实超越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
对于布料的选择,他们以麻布作为软雕塑的主要材料。虽然在早期的探索中,彩色布料与人造革也曾被使用,但褪色、脆裂等问题暴露出这些材料的局限性。麻布耐久的稳定性与质朴自然的质地,使其成为他们理想的创作媒介。不同于高高在上的大理石,麻布具有亲和力的同时,又与日常生活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感。这种在熟悉与陌生间构筑起的叙事张力,正与他们从生活小事中反映时代心理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就这样,他们以布为媒,在各自艺术生命的崭新阶段,共同记录下时代褶皱里的阴晴圆缺。
浮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风起云涌。一天计文于来到在上海开业的首家肯德基餐厅。他回忆说,当时那里人山人海,仿佛吃一次肯德基,就知道了西方的生活状态一般。在那儿,他看到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她只买了一份食物,给孩子吃。"她仿佛觉得这孩子以后是要和世界接轨的,带着一种欣赏的目光。"就在这一瞬间,在一位拮据母亲欣慰的凝视里,他看到当时的西方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
从那时起,计文于明确了自己对日常生活中"鸡零狗碎"之事的创作兴趣。出生于1959年,计文于的青少年时代充斥着口号式的宏大叙事。但他认为,生活本不是这样。他不甚认同评论家们将他的画归入政治波普的行列,而是笑称自己是一个风俗画家,生活便是他的创作来源。而出生于1971年的朱卫兵同样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社会的剧烈变迁。"这三四十年咱们中国整个变化特别大,很多东西触动我们,躲不开,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就有了表达的欲望。"朱卫兵如是说。
于是流动的日常景观成为了计文于和朱卫兵共同的创作源泉。他们从不局限于刻画某一特殊的城市,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周遭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他们斑驳陆离的生命现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畅快的大笑、苦涩的辗转、夹缝里的偷生、觥筹交错中的浮华与无奈……正是这些个体在时代夹缝中的微妙表情,勾勒出当代中国的精神图谱。在他们戏谑而温情的笔调中,封存起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情感温度。
软雕塑
MoCA:《危机过去了吗》(2022)与那一时期的生活状态有怎样的关联?
计:小时候看样板戏《沙家浜》,里面有个被日本人追杀的胡司令。紧要关头,阿庆嫂把他藏在水缸里,躲过一劫。我就想象等日本人走了,他探头探脑从水缸里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就很符合我们当时无法出门,想要看看外面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出去,这种状态。所以我就干脆让整个场景更戏剧化一些,把水缸变成了一个马桶(笑)。
MoCA:创作城市主题布面拼贴系列(2021-2022)的动因是什么?
计:那一时期我们一直在家,就做了很多整理工作,发现了不少剩下的碎布头和边角料,想着可以把它们拼成作品,不用去买……
不同的窗口,计文于和朱卫兵,2022
朱:(笑)也不仅仅是这样!当时我看到这些碎布,就想起以前用它们分别做了哪些作品。再一次看到时,感觉不太一样了。用这些碎布进行重新的创作,既有与过去的联系,又有新的变化。
计:还有当我们把几块碎的布或纱重叠在一起,有虚有实,构成一个很丰富的画面。这是我们当时对这些边角料特别感兴趣的地方。
MoCA: 《没有人的伊甸园》(2010)是蚊帐系列中的一件作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计:我女儿小时候在空调底下睡觉,总是踢被子。因为担心她感冒,我们想着给她买个蚊帐,打开窗户睡觉。后来蚊帐撑起来了,我女儿在里面高兴地又蹦又跳。中午午睡的时候,窗外的微风吹进来,吹动纱帘,透着诗意……
朱:我和我女儿一起躺在里面,哇,感觉和天堂样(笑)。
计:是啊这不就是个天堂、不就是个伊甸园吗?那时候正值2008年金融危机,几个华尔街金融寡头把整个世界搞得一团糟。当时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不是需要任何主义,而是需要一个有保障的社会。《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来》里,蚊帐里面的树是完全透明的,外面有金鸟银鸟,闪闪发亮,但是进不去。也就是说不让恶意的东西进去。
计:还有一件作品是个圆的蚊帐,外侧粘了800多个虫子、蝴蝶,叫做《虫子进不来》。做了这两件作品后,我们把女儿不用了的儿童蚊帐做成了《没有人的伊甸园》。我们想,亚当和夏娃之所以被上帝赶走,是因为他们有了欲望。但是伊甸园里没有了人,这棵树就开始膨胀,它的根不断地往下长,其实它也有欲望。所以上帝阻碍不了贪婪的存在。
MoCA:在2025年的今天再次展出《没有人的伊甸园》这件作品,希望向当下的世界发出怎样的声音?
计:这一次展览里,策展团队把这件作品和《生命在更迭中延续》(2019)摆在一起,我觉得很好,生成了新的涵义。床上无数的虫子,像是人死后生长出来的。藤蔓枯萎,其他的生物、植物又在上面繁衍生息,混杂着旧的记忆与新的生命。一旁的蚊帐则像是灵魂的升华。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起一个新的名字——"生命更迭的升华"。
MoCA:《别怕,鳄鱼看不见》(2016)有怎样的寓意?
计:这件作品里鳄鱼是被蒙上眼睛的,它们其实本身也处在盲然无助的状态,但人还是感到害怕。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符号带来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感,一种人类自身心理的投射。
朱: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很多我们的担忧和恐惧其实都是人造的。
MoCA:为什么二位作品中的天使形象总是西装革履?另外很多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也都是一身黑衣黑裤,为何这样设定?
计: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装被认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穿西装的是高层、是白领。但是恰恰有很多民工,他们哪怕身上搞得脏兮兮的,也照样穿一个西装。人人都想获得这种身份感带来的认可。所以天使也穿西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上帝的传话筒,是上传下达的工具,也有一种身份感。
MoCA:《瞧,上帝看着我们呢》 (2014) 中的上帝为何是一个"胖子"?
计:我们更多想通过这个形象刻画一种强权。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的人。有的人发现了他,有的人还没有,照样活在自己的状态里。这种权威未必是恶的,但是有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力量。
MoCA:在二位的作品中不乏"上帝""天使""仙"这类宗教性的角色和东西方神话传说中的概念。二位如何理解传说、信仰和人之间的关系?
计:应该说我们是借用。因为这些是普世的东西,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借用它们来暗喻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与是是非非。
绘画
MOCA:计老师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使人联想起八九十年代盛行的手绘广告。这在您早期的作品中是否是一种与时代图像的对话?如今这样的风格似乎成为一种怀旧。能否谈谈您为何选择这一风格?
计:一方面我当时很喜欢民国的月份牌,另一方面其实是一种对油画技法的反叛,所以刻意画得像广告一样。我想回避那些所谓的技法,直指人心。我常常想象我在前头面无表情地作画,后面看到画的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这是我想追求的状态。
MoCA:本次展出的两幅布面丙烯作品均呈现出动态效果,是什么启发您有此创意?
计:动画是一个因素。不过更主要的,我觉得是在一帧一帧的过程里,可以抽取我所需要的,把人在当时片刻里那种复杂的情态和真实的心理表现出来。比如一个人去捡钱,眼睛往边上一看,东张西望的样子。又或者是圣诞节大家凑到一起拍照时那种不设防的、热烈的状态。
MoCA:计老师曾谈到特别喜欢看贺友直、丰子恺的画,他们的作品对您的绘画与软雕塑创作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影响?
计:对,因为我非常钦佩贺友直细腻的观察,也很喜欢丰子恺在日常生活中的幽默感。比如贺友直画一个女孩第一次去见公婆,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手该怎么放;还有两个小年轻谈恋爱,男生推着自行车滔滔不绝地说话,女生就站在路旁的树下,低着头用脚画圈……多么好的心态描写!我从前甚至因为贺友直,也想过要当一个连环画家。
装置
MoCA:《用棉绳把塌了的墙重新建起来》(2018)这件作品诞生于计老师在福建九龙村参与的为期一个半月的乡村艺术驻地。当时去到那里,有怎样的感受与见闻?
计:这个村原来很大,有一千多户。明朝时就有过土匪、还有官府的镇压,后来红军白军都占领过,里面还有一个红军的炮台。这么重要的村子,现在沦落到只有70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住在里面,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破败,这让我非常感伤。当时在那里有三群人。一群是搞建筑研究的,想要对那里的"土"建筑加以研究和保护;一群人是当地的村长和村支书,他们担忧村里的老人一旦都去世了,这个行政区就会被撤销、村子会被拆掉,所以想通过改造和保护来搞旅游开发;还有一群人就是我们艺术家,希望在那里做一个艺术村,每年都去。可以说是“各怀鬼胎”。
MoCA:当时为何会想到以棉绳重建废墟之上的围墙?
计: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复杂感受,加上国家刚好在提倡建设新农村,我就想到用绳子拉起一堵新的墙。这种绳墙和原本的土墙以及大自然,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制作,做好之后绳墙却只存活了两个星期。因为政府出资,让离开的村民回来,重建房屋。不过也正是这样,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因为我们切中了这个地方的要害。
MoCA:《救助站》(2019)这件作品使用了许多老物件作为创作材料。二位在过去的采访中曾经提及,其中的摇马就是女儿小时候的玩具。那么其他的旧物从何而来?
朱:其他的物品是收集来的。比如那辆自行车,是我们领居家小孩的,其实还很新,但是不在楼道里。但为什么不扔掉呢?说明对他来实也觉得扔掉有点可惜。后来成为我们的作品,小时候的物件获得新生,那一刻他非常欢喜。
MoCA:为旧物包扎、甚至绣上血迹的创作手法,将旧物与身体相关联,甚至唤起痛感。为何会选择这样处理?
朱:其实是我们对这个快餐时代的反思。现在物质极为发达,想要什么可以马上获得,遇到更好的就扔掉旧的。不像我们小时候,一件东西会用很久。我女儿就说,如果人与人之间这样的话,最后连朋友也会变得很淡,互不珍惜。她突然有一丝伤感。我觉得的确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计:对,现在人与人间变得很淡,很多关系都是临时的,分开就分开了。过去的朋友,基本都是很长久的朋友。
朱:我印象最深是我父亲在临终前几年,有一次突然要给我写一封信,叮嘱我一定要放好。其实我后来拿出来看,里面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我觉得他那时就是想把一个他的痕迹留给我。我爸爸其实是个很细腻的人,这件事让我很感动。还有像我母亲和婆婆织的毛衣,虽然也许不能穿了,但我一定会留两件。因为那是一种记忆,包含了她们的爱。所以这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珍惜。
计:我们做的就是一种救助。纱布和绣上的血迹既是外化被抛弃的痛苦,也是包扎人们内心那份失落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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