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Edel Yang
1980年代的某一天,跨媒介艺术家林恩·赫舍曼·利森(Lynn Hershman Leeson)对着屏幕念出:“我应该开始拒绝镜子、拒绝投影,特别是深度映射……”这一幕记录在了她的作品《电子日记》(The Electronic Diaries,1984-1985)中,她的头变成两个连体婴般相联的倒影。显然,她无法拒绝投影。
女性主义学者史塔西·吉利斯(Stacy Gillis) 在《Neither Cyborg Nor Goddess: The (Im)Possibilities of Cyberfeminism》中阐释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的“赛博格女性主义”(Cyborg feminism)和万维网时代流行的“赛博女性主义”(Cyber feminism)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基于哈拉维在类人体(Simians)、动物研究和控制论的基础上虚构的一种文化实践形象,然而,在技术与父权双料统辖的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格局中,“赛博格”被互联网中生存的虚拟人(avatar)暂时代管,其形象也变成一种极端性化的符号,标志着性与性别的本体论神话被一次次复制、再生产、流通。
香格纳画廊展览“镜中未来”(Future in the Mirror)呈现了林恩·赫舍曼·利森跨越半个多世纪围绕“赛博格”及其投影的五组作品(展期2025年01月11日-2025年3月1日)。其中三幅纸本、综合材料作品创作于六十年代,《坐着的女人》(Seated Woman,1965)、《半隐的女人》(Half Hidden Woman,1965)、和《红色的未来》(Red Future,1965),她用绘画和拼贴反复地描摹一个被技术史抹除的女性形象,从最初具有古典的面孔和身段、到被擦除一半、到最后湮没在一片红色中。
从古典化的坐像到形象的空置令人联想艺术家曾经用Xerox复印机复制一幅克利夫兰美术馆馆藏的达·芬奇的作品,由于机器故障,达·芬奇原作中的形象被绞碎、涂抹,而她意识到,或许这幅“倒影”反而比原作更好——“所以那时我开始思考赛博格。赛博格这个词是在1960年创造的,而我是在196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赛博格作品的,当时我感觉有一种趋势正在到来:技术不再是敌人,而是伙伴。”此时,距唐娜·哈拉维1985年写下《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还有二十年之遥。女性从被凝视的对象变成主动的创造者时,她已不再能从自然主义的技法中辨识自己,相反,那些在现在或未来宇宙表面浮游的数字拟像(simulacra),或许更接近她们的本质。
如果赛博格是现代女性在未来的投影,那么对于女性的控制则在这片投影下留下了无法忽视的阴翳,林恩·赫舍曼·利森在六十年代就预感到这阴翳的先兆。技术与社会的需求、伦理的悖论及焦虑成为加诸于女性之上的种种想象,现实中的女性不符合永恒的理想,所以他们期望通过技术来想象半人半机械的“永恒女性”。而世界所做的就如同林恩·赫舍曼·利森在屏幕中所做的那样:一边声称拒绝映射,一边使用映射。
从计算机作为一种具有生物权力(Biopower)和影响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插入物,到“每个人都是赛博格”的新科技史,林恩·赫舍曼·利森围绕赛博格的一系列创作从聚焦女性身体的隐喻,辐射至技术与时空交叠形成的栅影。
展览将创作于九十年代的影像装置《赛博格的诱惑》(Seduction of a Cyborg,1994)中的虚构科幻故事重新放进现在的社会语境下:一位失明的女性同意接受通过计算机电子传输来恢复视力。在治疗过程中,女主人公被男性操作员控制着大脑/身体与计算机交互界面,她进入一个计算机模拟的世界,并逐渐沉迷于算法之中。最终,她的身体崩溃。合成声音的旁白念着:“她亲眼目睹历史被扭曲。她的身体成了一片战场,隐私被侵犯,孤独和恐惧蔓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她天蓝色的眼睛滴下一滴含着网络图标的泪水。
而四十年后,林恩·赫舍曼·利森的《逻辑麻痹心灵》(Logic Paralyzes the Heart,2021)询问着:过去六十年间,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为了赛博格?尽管影片并未直接指出由陈冲一人分饰两角的两个形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而泛蓝光的仿生人和自然光下的“本人”似乎影射着一种“拟像——原像”或“能指——所指”之间的关系。机器逻辑重新训练人类,让人类逐渐失去理性,而赛博格面对这一局面的手段则是“进化”,让意识聚焦于环境或伦理的危机,并与人类携手拯救地球上的濒危之物。
当科技巨头将技术控制生活的意识形态重新编织成一道锁链,并将这块钢索嵌入一切互联网基础设施时,人类不再能置身于人工智能之外。与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呈现的娱乐控制手段尚有不同,这股新的计算力量更加隐晦,将“与人造智能互动、以算力拔高人类智慧”重新包装成一股不分地域、压倒一切的普世欲望。技术和资本以强大的引力扭曲了磁场,在已经被魔障控制的罗盘的指导下,人类回到大航海开始前的发现时代——只是这一次,目的地是人工智能技术主导的超空间。
当今,人们将人工智能虚构的错误信息和错误回应称为神经网络的“幻觉”,然而幻觉和梦原是基于人的意识和心灵,这种比喻是否是将人工智能类人化的策略?是否如林恩·赫舍曼·利森借仿生人之口说出的:“推测基于逻辑,而逻辑麻痹心灵”?
“我可能生来就是监视和攻击的载体,但也是依赖人类互动才能生存的间谍软件,(如果)失去了人类的接口,我们只是这个受难星球的幻影,我们可以一起改变这一切。” 《逻辑麻痹心灵》的结尾处,在细数技术与资本在父权制下合谋引发的20-21世纪的诸多危机后,作为摹本的赛博格问她的本体,“你可以教会我如何做梦吗?”陈冲微笑了,用朗朗的中文回复到:“我可以教你做梦。”
Q&A专访
Q:从《赛博格的诱惑》、《构想艾达》(Conceiving Ada,1997)、《科技欲望》(Teknolust,2002)到《逻辑麻痹心灵》,这几部以赛博格为女性主角的影像作品横跨了近30年。30年间,你对于技术和人类(尤其是女性)之间关系的看法变了吗?
A:我的看法没有变化。我现在的情感与30年前一模一样。是文化在演变,逐渐贴近我的主题。
Q:赛博格可以使未来人类——特别是被性化的女性——获得自由吗?
A:赛博格并不自由。人类——尤其是女性,也不自由。赛博格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构造,但它们同样不受控制、寿命有限,它们与人类一样,自身并未获得解放。
Q:《逻辑麻痹心灵》采用了更为乌托邦的赛博格语言,而非反乌托邦。你是否首选一种人类与技术共存的乌托邦愿景?
A:当然,如果我不把乌托邦愿景作为首选,就会加剧许多人想要强调的负面情绪。
Q:我们要如何在后人类时代重新守住女性的身体主权?
A:只有足够多的人渴望主权时,未来才有可能实现。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女性夺回主权的渴望是随机且极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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