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一度是我国大一统的宣传教育工具，在带有高科技和消费主义色彩的多媒体教学和大面积廉价喷墨广告被普及的黄金时期之前。6、70年代，黑板报作为深入群众的最廉价、最便捷、最单一的文化娱乐生活，多年以来，土生土长的形成了言简意赅，图文并茂，粗糙耀眼，一语中地，一花动人的风格。它一直以忽略不记的方式出现在挂着蜘蛛网的教室后墙，工矿企业的大门口，社区的过道边，农村的大队旁。它让当年的小小的民间美术爱好者的才能得到最初的充分施展，每个现在活跃的艺术家或多或少都曾经以被迫的、主动的、无奈的、积极的，完成任务的方式参与到早年的审美启蒙工具性艺术的全民实践之中。

黑板，这个最草根的、最政治的、最正经的、最模式的、最空洞的、最普及的、最花里胡哨的、最人手一个的大众艺术创作方式，使那些珍贵的，惟妙惟肖的，灵光乍现的，歇斯底里的，别扭执拗的，不可压抑的艺术才能得到最初的展现和夸赞。即使它是一个如此意识形态，如此固定化，如此统一化，如此表里不一的宣传工具，但也丝毫不能阻碍那些具有艺术家天赋的对形式语言的敏感，那些惊天动地的才华曾经孜孜不倦的在主流的审美框架里恣情流露。那么，今天已经获得充分解放和自由的艺术家，如何来面对一块曾经熟悉，但又如此朴素的黑板呢？

一、黑板的隐喻

如果说黑板是上个世纪7、80年代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携带着历史年代身份的政治属性媒介。5、60年代的文革时期，大鸣大放的“大字报”可以说是黑板的前身。大字报向公众宣传，区别于私下告密的小字报。它以批判、打击、揭露的暴力视觉和语言方式，以“炮轰”和“勒令”等字眼为标志，成为四人帮最有力的棍棒。大字报成为代表了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状态的独特的表达媒介。

“大字报”随着政治运动出现、高潮和消失，充满标志性的事件。黑板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政治化、暴力化的意识形态身份，更多的以一种宣传工具的面貌在历史的记忆中出现。它可以固定，便于移动，容易擦洗、修改、更换。在物质资料贫瘠时期，技术材料水平相对低下的年代，成为必要的宣传手段，同时强烈的体现了中国进入后集权时代的文化特征。

1、黑板的内容多是形式化的，固定化，重复化，虚假的政治口号和无用而正确的信息成为对黑板特定的印象。报花、题头和标题的形式，通常都有统一的样式，携带着特定的7、80年代的审美造型趣味，其内容绝大部分是稻穗、齿轮、朝阳、雷峰、书本等政治上正确，思想上健康的花样。这类形式和题材的反复出现，成为视觉传统中区别于古典传统绘画的梅、兰、竹、菊，而成为特殊的革命程式。施勇要求华山美校的学生按照平时的规格，出了一期水粉黑板报。上面有五四青年节，卫生角、英语角、期末倒记时等栏目，充满慷慨激昂的话语，如同一个粗旷的表现主义黑板报样本。每一块黑板都是最激动，最醒目，最普通，最熟悉，最似曾相识的黑板。耿建翌的《哇哈哈呀哇哈哈》用彩色的塑料花朵替代了原本是文字和图画的位置。那些虚假的，欢快的，廉价的，没有内容的，而又持久牢固的没有芳香的塑料花，组成粉红色、蓝色、黄色的色块。如同所有黑板报里所有的内容和形式的抽象分析，呈现一片祥和的欢乐。

2、黑板很大程度上成为后集权社会的视觉缩影，它以文化的压制作为文化的发展；它以缺少自由的表达作为自由的最高形式；它体现了沙漠化的、枯萎的、从内部抽空的贫瘠的文化生活，却作为文化的传播方式而存在；它更多的功能体现在权利对个人的控制，对信息来源和娱乐生活的把持，成为被压制的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王兴伟将一个80年代流行的素描风格的女裸体背面，用80年代常见的电烙铁方式烙印在一个整开的画板之上，下面写着“：同志，你已经恢复正常体温了”。这正是后极权社会的控制下，一种严密的对个人的监视和审查的方式，通过对个人私密生活，甚至正常体温的监控与规定，进而掌控个人的精神世界。张培力的黑板用单线的形式描述了日常生活之中，一个标准化的如何包装旅行袋的方法说明书。杨振中把镜子裁成一条一条，镶进黑板做成一个镜子监狱。任何人走到它面前，都如同自己被关进了黑色栏杆紧锁的监狱。如同萨特的“他人既是地狱”中的镜子典故，也使人联想到福柯关于“圆形监狱”的理论。在日常自由的状态下，察觉到社会无形监控下的异常心理状态，是他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作品的主题。

3、黑板是每一个出黑板报的人在集权制度下的一次共谋。黑板成为集权社会的公共宣传媒介的一个表征，没有人愿意去捅露它。它凭借所公共媒介的功能和象征性地位，以内容和样式高度统一，完全扑灭来自生活和任何方式的自发性和自主性。它具有其他公共媒介所具有的传播、权威、公信等主要特征，成为等级、特权、商业，对受众进行统治的工具。蒋志用火烧的方式写出几个标准的板报体的大字“让领导先走！”让人想起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中以288个孩子的生命为代价的呢句话，“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赤裸裸的暴露了根深蒂固和令人发指的官僚本位主义和贱民众轻命的思想。这一切是以黑板报标题的形式被呈现出来，权利通过权利的形式使破坏力发挥到最大，权利的形式也成为权利自身的最强烈的反讽。

邱志杰用一种社会学调研的方式，直接把黑板送给顺义老街道办事处、崔各庄乡何各庄村村民委员会、什刹海体校传达室和来广营农贸市场的管理处。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使用这块黑板，并如实的记录过程。黑板在不同的低层的街头巷尾的具体语境里，成为记载和通知日常事务和政治性话语的工具。在媒体化的时代中，黑板的功能更多的被电视和网络所取代，王郁阳制作了一台和黑板等大的电视机，黑板直接成为液晶显示器的屏幕。邵一则把电脑的巴洛克般复杂繁琐的主板拼接在黑板平滑的表面上。虽然信息承载的媒介完全变了，但是其实质性的内容和方式，依然与黑板当年精神贫瘠的状态和利用权利操控受众的情况没什么改变。陈文波用标准的榜书刻了“一单生意”四个大字，明确的表达出在目前的消费主义时代，任何公共媒介的言说都是一场毫无自由表达可言的赤裸裸的交易。黄奎的《请输入验证密码》，用一幅抽象表现主义油画的形式，隐约可见其中的花斑的“MONEY”。在网络和谐的控制下，在禁止一切以破坏国家利益，扰乱社会秩序，散播谣言和淫秽暴力的状况下，在罚款、关闭网站、整顿、降级、开除的利益威胁下，只有输入恍惚可见的验证码和关键词，才能得以通过检验身份。张鼎在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安装了数十个灯泡。在通电发光之后，他于月黑风高之夜挥舞铁锤把它们一一敲碎。如同“草泥马在马勒戈壁的沙漠上与河蟹展开的大展”的胜利一样，只有无数作为弱者的网民发挥各种个人化的行动和想象，把抵抗的价值和生活联系在一起，才能取得一个个充满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象征性意义的胜利。

二、让黑板成为“黑板”

黑板作为物质的存在，具有长、宽、高的矩形尺寸，单纯而整体的黑色外观，四边突出的线条，有厚度的木制的板面，构成了一个无用的，无关紧要的世界。它天然是一个艺术品，在现实生活中，黑板本身具有一种为功能而服务的物质存在的属性，但它自身反过来也可以成为一个物品，一种无个性，无差异，无技术，可被改造的，与文化无关的物品，。黑板存在的意义在于它的寓意和形象的表达，它依然存在着另一个更大功能的组合来超越自身。它既是揭示者，又可以去除内涵，成为一个宽大、夸张的“黑色木板”这个的物质的自我指涉。当它的功能性被剥离，这个无所指向的材料便陷入荒诞之中。同时，它也获得更为广阔的开放性，艺术家完成了功能性的超越，成为了更新黑板意义的阐述者。

金闪让人背着一块黑板在北京的街头打车，他不断拦截和询问出租车司机：“可以去纽约吗？”背着黑板打车去纽约，此时具有了一连串不确定的涵义，使我们窥见了一个功能错乱的世界。北京的面的能否直通纽约？流动性的黑板可以负载，防卫，载物，或承载文化传播吗？黑板的功能此时成为背负者的主观意愿，如同具一种有诗意的癖好，百折不挠的去满足强迫症似的顽愿。我们遗忘了它对我们曾经有过什么用，但它却对我们无所不用。行为过程使黑板成为一个无法描述的“玩意儿”，一个不道德的无名之物，一个单个漂浮的括号，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伪功能性的形象。

刘韡将统一邮寄的黑板连同包装箱进行切割，切成均匀的梯形等份，再把这些黄、白交织的组合积木块搭建成无穷柱的形式。如同一个拼凑的修补者组建的巴洛克的装饰。黑板被再一次发现，黑板的本质是什么？内在是什么？存在是什么？除了木头还是木头。黑板的功能和外部形态彻底的遭到破坏。他用原始状态的木块，组成为文明未开化者眼中的不可理解的神圣的崇拜之物。阚萱把黑板大卸八块，从中锯开，组合成了一个黑色的垃圾桶。我很惊讶于艺术家瞬间出现的那种对功能性的幻想，黑板还有多少潜在的功能存在于简单的木版当中？徐震则给黑板刷上了永不干燥的涂料，现实原则的明确用途再次遇到消解，其形式包藏、简约，能量自我消退。对于一个丧失了具体功能的物品，对于它理解可以全部转移到心智的功能上来，进而使物品成为艺术的存在。即使它毫无用处，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讲，“它总会有用的。”

形象投射的极限既是科幻小说的梦想之境，也是日常生活推演到极至的非理性倾向。如同博尔赫斯一般，它的养分经常来自于卓绝而生僻的古代传说和历史典故，以及平庸生活中对边缘和离奇的内心需要，都是充满想象力的无穷的宝藏。陈晓云的《翠玉录》引用了炼金术的哲学核心，Hermes的一句古训：“真实不虚，如其在上，如其在下”。说的是自然界的大宇宙和人类微观世界的小宇宙一体、和谐、映衬的关系。黑板报上如同科普教程一般，散落着几块碎石，而他们之间的比例恰好如同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一般，维持着圆满的秩序。陆磊借用了恩斯特的超现实主义的空间绘画的形式，把黑板做成了承载着复杂的错位和悖论关系的三折空间，充满了神秘的光线，怪异的天体，把黑板改造成为津津有味的充满晦涩意象的世界。杨福东和凌云的作品，则把黑板变成一个最纯粹的画面。在家居生活中，女主人正在从花盆里拔出草根，那下面藏着一个小人的头颅，凝结了人和生存环境之间发生的对抗关系，以及秘密世界之中那些对邪恶力量的幻想。

这次展览以一块黑板作为作品的基础发生形式。黑板作为作品的属性，创作因素，形式载体，背景提供，媒介实验的对象，还有多少压箱底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硬性规定的尺寸和材料上，一个1m×2m的缓步台的空间里，重新面对启蒙时期的那些身边的最日常、最廉价的非专业材料。艺术家由此作为想象力的出发点，他们或者利用黑板自身具有的历史时代语境关系，或者延续个人作品的一贯风格与异质材料相结合，或者以个人化的方式来化解多年来那些被压制了的创作欲和表达欲。这场关于黑板从未被艺术史开发过的审美领域的跨媒介实验，也许能够勾起很多人的那些尘封了的记忆和出乎意料的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