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关心自然生态议题的新加坡艺术家赵仁辉，以《当世界碰撞》参与了「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2018台北双年展。此作品除了关乎标题的撞击意象已然透露的、城市高楼林立所造成的鸟击问题，也触及外来种生物与本地环境的碰撞。

“来台进行研究时，赵仁辉发现这里有提供捕抓入侵蜥蜴奖金。2015年，嘉义县就捕获超过22万只蜥蜴。而来自非洲的埃及圣鹮则出现在关渡及西部海岸湿地，对本土禽鸟产生排挤作用，专家们于是精心设计鸟巢移除计划。此外，台北市立动物园志工每周两次夜间捕抓入侵的斑腿树蛙，喂食给动物园里的动物。科学家认为，大多数引进的植物和动物会对本地物种构成威胁。然而，这些「外星」物种之所以落入他方，不又是人类引入的？”

前述这段引自双年展手册的文字，可见赵仁辉和主张对外来种理应「除恶务尽」的主流观点有所出入。1对此，我们是否只能以「艺术的归艺术，生态的归生态」来理解，认为艺术家为外来种发声的观点无须被生态保育界纳入参考？又或者我们有无可能从艺术家的切入角度，看见过往在外来种议题相关讨论上较未被思考的面向？

以不同观念看待不同形势

事实上，赵仁辉不是第一次透过他的作品介入外来种议题，2017年间先后在新加坡、上海展出的作品《圣诞岛：自然而然》即是前例。

根据《空艺术》专访赵仁辉的报导指出，圣诞岛这座原本展现珍贵生物多样性的火山岛屿，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才导致岛上的生态平衡彻底被打破：「从磷酸盐开采，到第一家赌场成立，甚至是带上岛的第一只猫」。由于没有天敌，猫在岛上繁衍之后，遂被当成可怕的入侵者，于是为了保护稀有物种，全岛实行了「灭猫计划」。

赵仁辉于是通过摄影作品与装置艺术，重述圣诞岛上的故事：「被人工饲养的野生蜥蜴、在废弃泳池中饮水的大鸟、布满全岛的捕猫器……在阅读了70年代记录圣诞岛自然风貌的英文书Christmas Island Naturally后，赵仁辉不仅将其书名沿用到了个展中，还根据原书的脉络做了更新，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和科学研究汇集在一起，出版了同名画册。展览的最后一部分，艺术家大胆假设了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维护圣诞岛的生态系统：彻底清除所有入侵物种——包括人类，也选择离开岛屿。」2

以「人类的离开」为最基进的生态维护方式，这个「假设」乍看有些偏激，但赵仁辉的目的并不是要以偏概全地推得一个有「仇视人类」之虞的结论。他在访问中强调「每个岛屿都会有自己的故事……面对不同的形势，要有不同的观念去看待。」但以圣诞岛来说，在他看来，确实「就是人的到来，让自然消失了。」3

圣诞岛上猫的「灭绝」

创作期间，赵仁辉曾三次造访圣诞岛，到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聊天，透过与科学家的交谈，他了解到圣诞岛上进行著很多实验：「因为圣诞岛很小，大概只有新加坡的五分之一。科学家设想的实验，在这里实施后很快能得到结果。例如岛上出现的捕猫器，一旦能用它安全地消灭猫，那科学家就会将这一计划推广到澳大利亚。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个实验岛。我觉得他们做的事，很像上帝。」4

赵仁辉所谓科学家「很像上帝」的形容，显然不能等同于一种赞许，因为他在〈纪念圣诞岛上的最后一只猫〉（2016）的作品中，更像是对「很像上帝」的行为提出质疑。

这件作品模仿了岛上挂著毒饵的捕猫器，与猫的骨骼标本并置陈列，「作为对《圣诞岛：自然而然》结局的暗示」。5据2015年的调查显示，猫可能已经在岛上灭绝，艺术家于是想像「大功告成」的科学家「携所有岛上居民离开圣诞岛，回复一个从未被殖民过的圣诞岛。」6

当人类试图「还原」岛上生态时，把猫当成必须被铲除的入侵种，终至其灭绝，但猫成为岛上的「生态杀手」其实是人类引进的结果。如果人类不一并「自我移除」，「还原」当地生态是否毕竟只是空话？移除了一种，难道不会有下一种？作品开启了这样的思考方向。

不过这个几近于不可能的、「人类将自己这种入侵种移除」的提案，重点不在于是否真能被落实，而在于刺激观者重省对于外来种问题过於单一制式的想法。过往在思考外来种议题时，人类往往以一种自己可以免责的态度，主张除恶务尽。但如果我们不曾回头反思外来种到底是怎么来的、不厘清牠们带来的恶果和人类的「做恶」之间的关系，恐怕只会重复循环不已的杀戮，7而无法真正根除问题。

艺术家虽然不像科学家般能直接介入外来种的处理，但光就把「人」的责任重新带进外来种议题这点来说，也已经发挥了一定的意义，凸显了在探讨外来种的问题时，若避开「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谈，一以贯之地以扑杀来处理，为何是有待商榷的。

外来种都是洪水猛兽？

即使离开艺术的范畴，其实也有类似的声音来自保育界本身。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环境研究学院（Nelson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的教授罗宾斯（Paul Robbins），便在一篇与地理系学者摩儿（Sarah Anne Moore）合著的论文〈生态焦虑失序症〉中，8述及有别于传统保育复育立场的新生态派已然出现。

文中指出，2011年6月，以戴维斯〈Mark Davis）为首的18位科学家在Nature上发表了〈不要以物种的出生地来评断牠们〉一文，认为过去关于外来种危害的评估可能言过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主张回复原本的自然状态」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面对人类世带来的剧烈改变，我们应该做的是学习接受新生态、与之共存。

当然这「另一种声音」立刻受到很多质疑，甚至有上百名生物学家、生态保育学者共同联名反对戴维斯的看法，而这些反对的意见也登上Nature与Science两大期刊，可见戴维斯在批判所谓「回到伊甸园式的保育学」时，对于科学界较主流的保育观产生了多大的震撼。

关于这一场论战，罗宾斯与摩儿的立场倒不是要贬抑传统保育派、推崇新生态学的支持者，而是要进一步分析各自的「生态焦虑」所在。9但即使他们没有「选边站」，还是得以让我们看到，对于外来种的立场至少「有两边」，而不是只有单一的「全面移除派」。10

「万恶」外来种造成物种灭绝？

面对外来种如此复杂的问题，如果坚持永远都只能选某一边，原本就不太可能是「正解」。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生态与演化学系的两位学者古里维奇（Jessica Gurevitch）与帕迪亚（Dianna K. Padilla）早在〈入侵种是灭绝的主因吗？〉一文中，11就透过分析各种相关数据与检视个别案例，说明若将外来种笼统地一视同仁、把生态之害全归咎于外来种，所可能造成的反效果；她们同时也强调，在探讨外来种侵害时，也应该积极带入对人为问题的讨论。

以「恶名昭彰」的尼罗河鲈（Nile Perch）来说，一般熟知的资讯是，因为1960年代有人带了一桶尼罗河鲈的鱼苗，在坦尚尼亚邻近的维多利亚湖放生，没多久时间，这个外来种的掠食者，就摧毁了湖中古老而多元的生态系，消灭了绝大部分本土鱼种。

但古里维奇与帕迪亚认为，尼罗河鲈和大多数被认为造成其他物种灭绝的强势外来种一样，未必是直接、唯一造成灭绝的原因。即使某些物种灭绝的时间和牠们的出现时间吻合，还是有很多其他可能相关的因素需要考虑，毕竟造成侵害的物种也许不只一种，灭绝的物种也可能同时遭受另外的压力源威胁。

以尼罗河鲈的「危害」来说，其实维多利亚湖的慈鲷科鱼类从1920年代就开始减少，且原因和道路开发、海岸线破坏都有关；而在1970年代都市化的连动影响下，出现水质优养化、湖水透明度下降等现象。

随著水中氧气量不足，鱼类死亡的状况是很常见的，而这种环境又有利于另一种入侵种，就是布袋莲的生长，后续造成的生态变化因此更大，所以「就算移除尼罗河鲈与布袋莲，即使有可能做到，也解决不了已改变的土地利用方式与营养盐污染所造成的问题」。两位作者因此提醒，如果只是想著把外来种塑造成最大的敌人，反而没有办法把力气用在正确的地方。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无须忧心外来种所造成的破坏，古里维奇与帕迪亚只是认为，需要有更多相关研究为凭借，才能推论外来种在造成部分物种的灭绝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总是断然视所有的外来种视为洪水猛兽，未必真能有利于生态保育。

再以斑马贻贝此外来种对原生种的侵害为例，两位作者认为，我们不该只锁定在斑马贻贝有多么强势恐怖的讨论上，却不提原生种的栖息地破坏、水质优养化、人类采集贝类以满足珍珠工业与贝壳钮扣工业……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毕竟对于外来种的了解要越明确，讨论要越细致，才越能有效处理威胁。

生态保育上，「人」的伦理责任

在生态保育上，艺术与人文研究者可以介入使力之处或许不多，但对于「人」所扮演的角色与伦理责任，却具有相当的敏感度。就像赵仁辉的作品，不管是〈纪念圣诞岛上的最后一只猫〉或〈在一夜之间捕捉到的斑腿树蛙〉，都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艺术作品，而非罔顾科学、不惜违反生态理念也要捍卫外来种。

这些作品足以提醒我们：除了讨论外来种造成了哪些影响、对外来种该采取多积极的移除手段之外，我们终究要回到「人的问题」的检讨上，因为这部分往往是在相关讨论中最缺乏的。

也因此，尽管要人类「自我移除」的提案显然窒碍难行，但如果有了对自身责任的觉察，至少在思考外来种问题时，我们可能会愿意发展更细致的论述、采取更谨慎的评估与做法，也可能会更愿意认同古里维奇与帕迪亚所说的——外来种或许是造成某些物种消失的主因，或许是「最后」致命一击，但也有时灭绝已然发生，我们认为作恶多端的外来种，只是出现在葬礼上的花束。12

而这葬礼，极可能是人类所造成的。



文章源自于：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673/365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