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动”是一个命令，它是泛指的，无特定的施令者与对象。“不要动”又是一个声明，提出了我们和运动之间以及与动态影像之间的关系。作为声明，“不要动”或许是反对运动的终极宣言，即放弃20世纪所有政治、社会和艺术的运动。在那个已经结束的年代甚至现在，这都是实现乌托邦的未来所不容逾越的障碍。在现代主义时期，运动不仅仅是对行动的号召，更是对时间本身运动的召唤。今天，我们的感受却恰恰相反，陷入对当代时间元的不确定状态，时间几乎静止；面前那些看似无穷的选择相互抵消，将我们困于优柔寡断和犹豫迟疑的稳定之中。而事实上，我们无法运动，因为在彻底跑完20世纪后，我们已经精疲力竭，需要时间反省和整理。

然而，在运动和动态影像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动态影像的历史对我们自身的运动意识是一种挑战。我们的运动得以被屏幕捕获已存在了百年，而相应的我们只是乖乖的、一动不动地坐着观看自身的影像在运动。纪录片电影大师维尔托夫（Dziga Vertov）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公开谴责叙事电影的“催眠术”，之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德波（Guy Debord）、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人也相继予以反对。然而在当代的新纪元，正当我们似乎已经失去时间的历史性或者叙述性的时候，录像艺术从叙事的掌控中释放了动态影像。展览的观众不再是一个展品的被动消费者，而是可以在展示录像影像的空间里自由走动。参观者不受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观看录像作品，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动态影像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录像不再是讲述一个故事，或是制造一种目的感，而是反映出我们非历史的时间感。当代时间看似是在一个不确定的循环里轮回，如同当代的录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杨振中的展览 “不要动”和这个展览的同名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展厅四周投影出12张相同的脸都说着“不要动”。他似乎是对着观众说，要求我们别动，并将说服的历史使命归还给动态影像。尽管每张脸的影像都在不同方向颤抖、旋转、摇晃，或放大、缩小着，这个陈述可能只是和自身持续不断的、无意识的移动相关。相同之脸不同的运动并不同步，相互之间的张力造成一种精神分裂般地单一和多重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试图维持一种自我的单一性，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亦不断地被科技和社会机制所瓦解或者屈折。

单一性和多重性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主题贯穿于整个展览中的三件作品。作品《不要动》是由一个人演化成12个版本，每个人都似动非动，但这个“动”其实是摄像机所造成的效果。录像中的表演者试图以突破语言的操控揭露出摄像机的机制，从而引介出摄像机后的艺术家。艺术家让表演者对着摄像机说“不要动”，他自己却控制着摄像机的运动，而同时观众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由此，建立了观众、主角、艺术家和其使用的媒介之间的反身关系。

然而，单一和多重性之间的关系在作品《春天的故事》（2003）中却又相反。这件作品中，杨振中让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1500名员工朗诵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每个人只念诵其中的几个字，事后通过剪辑重新演绎了这篇演讲。每位员工只知道自己朗诵了几个字，并没有意识到在更大意义上他们一起重新完成了一篇演说，不由令人联想到他们各自在西门子流水线上的工作。这种个人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社会职能的基础，每个社会成员都应为社会福利和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政治和斗争从更大范围上来说，是控制社会资源以获得最强有力影响的不同措施之间的竞争。工业流水线毫无特色的单调乏味是社会和经济试验的早期资本主义症状，而社会主义版本的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概括为：中国改革机器上的一颗小而永不生锈的螺丝钉。60年代时期，当雷锋如是表明他谦卑的期望之后，政府开始呼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钉子精神。这种将人们变成零备件以求在发展进程中获得解放的愿望，来自于对热衷于宏大叙事和人民运动之统治的背离。无论是剥削谋求利润，或是为革命而存在的社会工程，当人们能够意识到宏大叙事存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摆脱它的操控而获得自由。虽然这些叙事似乎总是处于人为操控之下。这也即是前苏联纪录片大师维尔托夫（Dziga Vertov）非常讨厌的叙述电影的“催眠效果”，亦是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渴望建立具有能让人意识到叙述手段的戏剧和电影作品的原因。

这里有必要重点提一下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它与上海西门子工厂之间的相关性。70年代后期，重要领导人邓小平的政治影响力获得极具提升，开始贯彻执行经济改革。为了维护并且扩大已经广泛开展的经济改革，1992年在他88岁的时候，决定去中国南方视察。邓小平先后到武昌、珠海、深圳、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展示了这些经济特区城市的繁荣，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南巡讲话》强调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指出了和毛泽东文论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区别。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 大规模劳动力的扩张，凝聚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种革命机器力量依靠“钉子精神”，而且是“钉子”越多越好。然而邓小平的“解放生产力”却是强调了个体性和创新的生产力。经济不再依赖整体，而是个体。在中央政府紧密的监督与指导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话语权。这是邓小平所表达的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原则。《南巡讲话》在全国范围内发表，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吸引到国外企业的投资，例如作品《春天的故事》拍摄地西门子公司。邓小平更是提出“开发浦东”，作为经济发展中心、生产重心。围绕着这一事由，邓小平的讲话和这家电子公司每位员工都是紧密相关的。解放个人生产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所作发言的代表。杨振中将这篇演讲的叙述模式转交给工人们，由其流水朗诵，他们不再只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却仍然没有逃脱别人设定的叙事模式（他们朗诵的毕竟是别人的故事）。

今天社会的中心主题，并没有毛泽东时期那么清晰。一旦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中解放，每个人在试图掌控一个缺乏确定事物的环境时会面对很多微妙的挑战，不得不学会怎么成为一只能够“捉老鼠”的好猫”，成为那些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员之一。身份不再被分配，而是需要自己去寻找。新的局面或是要在动荡社会中不依附任何宏大叙事来寻求个人身份。杨振中的摄影作品《无题》系列即涉及到这个新的奋斗。这个系列中每个人物分别有面对和背对镜头的两个画面，肖像的正反面构成一组照片。所有人物来自于各行各业和不同的年龄段，每个人都穿了可以表明其身份的衣服。他们虽然身着各自的衣服或者工作制服，前后却被穿反了，由此将他们脸部所表现的个人性格和他们的衣着所表现出的社会或者职业身份加以区分。观者或是看到他们的脸或是看到他们的身份，而不会同时看到两者。这种内在和外界身份的基本划分泄露了当代身份核心的不稳定。如果缺乏宏大叙事，只有生存的需要，靠什么来将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链接在一起？

由此将我们带回到展览的主题《不要动》。摆脱中心统治叙述的欲求将我们置于一个真空空间，充溢着我们试图去表达的那种物质化身份的抽象感。犹如作品《不要动》中的脸，看似在动，其实是静止的。社会和政治机制给我们一种正在动的印象，就好像《春天的故事》里模拟了通篇演讲却不改变任何叙述。杨振中的这三件作品，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关照中，将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叙事和身份问题之理解的不同视角汇于一堂。问题是，今天的叙事是什么？又如何在这个上下文中形成我们的身份？该问题在这个春天的北京显得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