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绍基——非物质性及其物质性

文/朵芮斯·冯·德拉兰


物理学家及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他那些同事们所持的“空间是根本不存在”的观点是极端可笑的。他们关于空间观点的争论不仅限于启蒙时代。莱布尼茨主张空间是物质的一种延续。笛卡尔²声称，空间是无形物质和粒子结合相互碰撞而形成的。而奥托·冯·格里克³则断言，空间是一种“没有将来和过去的虚无的状态”。尤其是在当今，对于这个问题争论的热度又恢复如初。近代科学家研究表明，我们传播思想所产生的能量是可以通过物质的形式来测量的。莱布尼茨只能想到这种关联。但是当他假定，所有的空间都有附着体，所有的时间都由行动来体现时，他也许已经意识到，他的世界观和当时已在欧洲盛行的中国思想——宇宙是一个单一的物质和意识的混合体——有多么相似了。

当我们在欣赏中国雕塑家梁绍基的作品时，这种惊人的相像似乎也若隐若现。他将雕塑隐藏在蚕丝中来呈现作品，目的不是为了迎合某种能为他在艺术界赢得新徽章的审美形式。相反，他关注创造一些类似可视化的理念，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他的理念和莱布尼茨的世界观有着惊人的相似度。因此我们惊人的发现“缺乏形式而上的物理学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观点是启蒙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识，在中国雕塑家探索的诗意般的宇宙整体的艺术表现领域中，同时根植于当下对自然的真切观察。


丝与火

梁绍基将他的工作室建立在天台山麓。在中文里，天台山有“通往天国的路“之意。高原以一望无际的云而闻名，而其无数的瀑布则引人陷入一种无尽的沉思：漫长的瞬间组成的序列在时间的溶解中消于无形。这个地区建立了很多佛教寺院，其中还有大乘佛教学校的总部。大乘佛教宣扬通往冠名的五道，其中一道是“见道”。然而梁绍基的艺术并不是佛教信条的工具，他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他典型的中国式“天人合一”的信仰，使他摒弃自我，关注当下，他的作品几乎不能被放置于除此以外的语境中。

梁绍基已经培育了二十年蚕，他的工作室看起来更像实验室，仿佛在探索他是否可以用直接与自然对话的雕塑形式取代艺术家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创作。此外，自然本身也扮演着艺术家一样的角色，一开始梁绍基建起一个大致的框架，然后让蚕宝宝去完成剩下的部分。与艺术家奇迹般的一致，这些小生物开始包裹并改变着自己的外形。举一个例子，他收集了很多短竹茎，其中最高的勉强到膝盖，最短的只能够到脚踝。一旦蚕宝宝编制完毕，其结果就像是一个难以名状的雕塑组合，其表面洁白淳朴，犹如刚刚飘落的雪花。观众完全被这个带有魔力的非人造事物所吸引：一个温和的，半透明的网包裹着竹子，加之形状不一的蚕茧，整个作品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风格。然而这不仅仅是被蚕宝宝劳动改变形式的竹茎：它们编织的薄纱犹如天上的云朵；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开创了一个超越平凡现实的维度，将人间变为天堂，其他事物无法超越。就如丝线，尤其是它的精致性，可以产出结石紧密的保温面料。竹子也是如此，关键在于韧性，在经受强大的暴风雨的情况下仍能屹立不倒。这两种物质都体现脆弱性的悖论。

梁绍基将蚕丝与蜡结合用于作品，由此影射了他喜欢的两行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丝可以归结为生命的气息。在所有文化的神话中，线的出现都具有广阔内涵的复杂性。在印度神话中，丝线形象被比喻为自我和呼吸。和蜡烛为火焰燃尽相似，蚕为丝线消耗了生命。当线最终完成时，蚕也停止了呼吸。除了这些雕塑的形式，梁绍基的作品《烛/自然系列 No.87》（2003），就是从蜡烛和蚕的相似性中得到的灵感与启发。


蚕与蜂

蜡与丝之间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幼虫旋转着吐出的纤维丝在空气中渐渐变干，形成了它的保护壳。在蚕茧内部蚕将最终蜕化成蚕蛾，并产下它们的下一代，蚕卵。因此茧作为蚕的产物和居住产所，也是蚕生命起始的统一体。同时，这也展现了独一无二的短暂瞬间——蚕蛾产卵，死亡，蚕茧不复存在。同样，蜜蜂也经历了一个从卵到幼虫，再孵化的生命周期，以同样的方式创造并居住在蜂巢里。丝与蜡作为产品将这两种相似的昆虫连在一起。在通过物质来表达思想的方式上，不光梁绍基运用中国神话、语言结构、纺线和作品思路之间的类比来体现物质现实和精神境界的紧密交织。众所周知，莱布尼茨也曾用丝与蜡之间的隐喻来阐明基本的科学原理。换言之，莱布尼茨唤起了这些物质灵与肉的二重性。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却可以像蜂蜡一样呈现出多样性的形态，又或者像外套一样被折叠成不同的样子。然而，正是这种在单一却不断变化的时间和空间中多样“应用”中无缝演进的转变现象构成了梁绍基作品的代表特征。


纱与镜

这种思维方式中一个完全不证自明的元素，拆解了我们惯用的对均衡的衡量。蚕和蚕丝，一层一层地叠加可以擦去所有时间和人类的痕迹，可以填满梁绍基的作品甚至是整个宇宙。当我观看他的作品《地球/自然系列 No.1》（1989）时，以上场景袭入我的脑海。梁绍基的自然系列开始时，他构想出自然犹如一个被鲜花、动物群和人类包围的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只有掌握如何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整个生态的平衡和宇宙和谐发展才能被正确地导向。在他看来，战争是毁灭性的能量并且深深地干扰了整个宇宙。这个特殊的作品就在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形成的。与蚕柔弱的游丝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野蛮吞噬着星球的带刺铁丝，从这个程度上讲这个星球已经消失。地球仪的空架子里塞满了成卷的带刺铁丝，它锋利的形象立刻让人联想到了暴力、战争和压迫，完全是一幅想象中世界毁灭的景象。那些噩梦般给我们巨大冲击的大规模战争和全球性冲突，如果因为我们始终坚决地否定其中的深层含义而不觉得荒谬的话，那么我们怀着童真之心去参观博物馆却不得不被搜查随身物品难道不荒谬吗？人类难道不是和蚕一样吗？生活在自己制造的世界里。地球仪上带刺的铁丝被透明的薄纱包裹着，然而柔软的面纱下却掩盖着暴行。如宗教所示，面纱犹如镜子，更清楚地发射了掩盖的谎言。

与此同时，在这部作品中，假定宇宙经历了一个从出生到成长，最终走向衰败的不可变的生命周期，现在已经开始模糊地编织，正在拭去恐惧，无情地击灭了反叛与记忆的怒火。这和梁绍基在一个漫长的冥想式表演中采取的另一种“编织”方式有强烈的相似性，在其中他观察到了真是的反射。为了这次表演，他先是把几块方形窗格玻璃运到天台山顶，并把它们摆在岩石上。艺术家坐在云镜的边缘处，随着云雾的涌动，时隐时现。他变成了云下的“云”，和天浑然一体。他将此次的作品命名为《云镜/自然系列No.101》。他在这里展示的仅只是真实：将其简单地视觉化、可体验化，通过视觉形式将思想呈现出来。

因此，当阳光闪烁时，丝织品也可以成为反射物。事实就如蚕在人类面前举着一面镜子，允许我们观看它们重复无止境的吐丝编织，丝线如云般环绕在临时线制的床架上。再一次，我们所熟悉的均衡感已经被打破，每天的日常用品被挤压到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玩具里，使抽丝的茧突然成巨大的形象。难道我们是坐在极小处，从很远距离在观察吗？类似于某些中国卷轴画，在高大的山川下面有一些极小的人物。难道要床被调整成适应蚕的体积，或者相反地，我们要变成昆虫的大小吗？至少，这证明了人类和昆虫并无大异。梁绍基的思想与东方破除等级制度的观念一致。他认为人类生命的所有的进程变化可以直接类比成蚕。我们同样有能力创造一种产品用以延长人类的寿命。

当我们的目光随着死先上反射的金光，深入到蚕丝编织的隧道中央，便多少可以辨认出一个蛹和一个小小的被舍弃的壳。一段时间后，仔细观察这个画面可能会唤起一种强烈的熟悉感。博斯的板画油画《受祝福的飞升》不就是以蚕为模型的吗？以这种形式绘画，人物的灵魂游走于墙面上，通往天堂的隧道就如旋转的空间。这种颜色的堆积方式，与蚕丝的感觉非常相似。在蚕丝中，能清晰地看到物质现实的编织空间。如果说人类没有对艺术创作进行垄断，那么自然和人类一样，也能成为艺术家。


眩晕

但在梁绍基的作品中不仅只有空间和光，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蚕，看来似乎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蚕的丝腺位于它的下唇，和人类动嘴唇说出语言一样，蚕的呼吸和吐唾液形成了丝。难道我们不是习惯用“妙语连珠”、“口吐珠玑”这些说法吗：梁绍基让蚕爬满了报纸。当报纸上布满了洁净的游丝，当头条新闻消失在云绸之下，在这个短暂的方寸间，现在与过去在一个单一自然的延续时间中互动。梁绍基将直接从报社拿来的报纸作为下一层，渐渐堆积成一叠。《裱/自然系列No.103》（2004），他以此命名这些消长共生，超越时空无声的信息。

在另一个作品中，他采取了相似的手法，他让蚕在用金属线简制的旷工帽上吐丝做茧。前段的小开口是放置矿灯的地方。当大批的盔帽铺开来时，其氛围不由令人回忆起人类许多罹难中的场景，那骨感的金属帽架不仅像矿帽还似防毒面具，尤其当梁绍基把这些头盔铺天盖地地排列时《盔、自然系列No.102》(2004)。这些形象印发的真实不安来于它们的轮廓是如何地被蚕丝抹平，将它们的恐惧置于模糊的焦点之下，把戏剧性减弱到如此的距离，以至于就不算不在蚕茧中归于沉寂，也会被消解任何保存记忆的企图。蚕茧同时也矛盾地创造了自己的对立面。它们恰恰揭露了覆盖物——纱与镜就是一回事。此外它们将不同的世界编织在一起，连接了对立面，为观者展示了一些风格迥异的视觉主题，如不确定性和意外性、脆弱性与稳定性、短暂性与永恒性。连接了可观测的现象世界和观念的世界，也连接有限和无限。

这种显现于梁绍基作品中“逐步呈形”的经验既可以被广泛理解，又典型地被中国传统思想所塑造，等同于眩晕的感觉。世界上每一种元素都被卷入无止境的转化过程，这种凡是释放了一切。在其中每一个现象都联系这另一个现象，在其中就像所现象和观念被一些神秘的线牵引着，全部织入一块永恒且多变的共同结构当中。在这个眩晕的过程中，人类并没有被给予特殊地位，它只是事物之一，就像那一摞报纸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蚕丝包裹并同化。梁绍基向我们展示了通过人手纺织的线，展示了带刺的铁丝，报纸上新鲜出炉的文本线条，并将这些与蚕丝相比较，他让观众自己比较判断哪种线条最牢固。像蚕一样，我们也命悬一线。梁绍基指出，只要我们让自己直面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按照他所描述的“见道”去做，就会发现，这种眩晕感其实就存在于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这是东方思想和欧洲思想的共同之处，在这里当我们本能地逃脱现实，在空想国中寻求避难所，我们可能会听到布莱尼茨用“我看故我在”的主张挑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并反复地要求我们：睁开你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