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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瞬间

汤国与吴亮对话 采访: 吴亮 2013-04-04

吴亮:我们的交往是从1990年,在上海图书馆开始的,我想你肯定不会忘记吧——你和徐累、刘鸣还有罗戟的有一个展览,《纸上的现实》,我和孙良一起来看你们。

汤国:嗯,是在刚刚搬走的上海美术馆,记得我们在楼上的露台面对人民公园喝茶聊天。参展的还有一位奥地利艺术家,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真快……其实早在八十年代我就读你的文章了,一直想认识你,给你的展览请柬是我亲手写的,你来了我们真的都非常高兴,那次李山也来了,右手包裹着不和我们握手,怪怪的。

吴亮:听你说,刘鸣这个展览结束后就去法国了,那个时期许多艺术家都去了国外,逃亡似的,南京也有不少吧,你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汤国:说实话,我还真动过出国的念头。刘鸣是第二年走的。小夏、小凡他们都是八十年代走的,曾年是八九年六月底走的,唉,两个月后他的老父亲在香山老房子里去世,因为阿姨照顾不周老先生感冒了……他们现在也经常回来,法国中国两边跑,也蛮好,我去巴黎也方便,可以有几个不错的地方落脚。

吴亮:我那个时候心情一直比较压抑,但是我迷上当代艺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文学写作停了下来,看朋友们的艺术作品,又有点儿像七十年代私下里读禁书……对了,在你马台街老家,你拿出一本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日本江户时期的春宫画给我看,至今还记忆犹新。

汤国:哦,很厚的一本,里面那些春宫版画的原作好像藏在大英博物馆,应该比较精品吧。那时候我还有自己复印装订的插图本《金瓶梅》、《肉蒲团》,没给你看过?

吴亮:我只记得有《肉蒲团》。

汤国:有一本借给了徐累,这小子到现在没还给我,哈哈,也无所谓啦,不过年轻人不看这东西就有点缺憾,当年我们借来换去的,就这样的书最勤奋,我是在这些书里才知道什么叫调情,不好意思,明白得很晚啊。

吴亮:彼此彼此大家一样,后来圈子里就传看荒木经惟了。

汤国:高罗佩收藏的那套明代春宫木刻水平非常高,其他东西好像都不怎么好。日本春宫在艺术史上是个高峰,尤其情绪表现,人物衣纹线条刻画有情绪,有气势,不像我们这里的春宫,大都笨拙,呆滞,像教科书,就是新娘压箱底的嘛。

吴亮:其实我和你早就应该认识了,八十年代我在《钟山》发表过许多文学评论,来来往往,稿子都寄给徐兆淮,居然不知道你就在《钟山》做美编。

汤国:是啊,我刚刚说我早就认识了你嘛,当时都看你的评论文章。我们作协那儿有个老先生叫刘静生,可能你不认识他……

吴亮:认识啊,刘静生不是在《雨花》吗,我们还见过呢,我给他写过几篇文章的。

汤国:他后来在省作协理论组,又是我的邻居,老先生经常对我说,吴亮这个人不得了,有才华啊,今后一定会如何如何,不止一次听见老先生将你挂在嘴上,我跟着就更关注你了。当时各家杂志瞄准的都是国内的所谓先锋作家,实验性很强的作品,文学运动啊,“新写实”什么的。扎西达娃啊、徐晓鹤啊、马原啊感觉好像文学的春天真的要来了。我记得你后来说过一句话,文学史是一座座先锋文学的墓碑,原话记不清了,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吴亮:我随口一说,反而被你记住了。

汤国:我们那时也都在争做现代艺术家嘛,杂志的视觉设计都定位在前卫性、实验性上面,组稿、版面设计都希望标新立异,《钟山》发行量还蛮不错的。记得一九八五年云南四川的毛旭辉、潘德海、张晓刚、侯文怡,还有谁记不清了,他们在南京做《新具象画展》,也不需要什么手续和审查,就这么把画挂出来,通知大家到时候一起来看,展览结束后我们在南京大三元酒家我请他们吃饭,把一冰桶啤酒用蓝边大碗喝得精光。

吴亮:你还记得那回我住你家,马台街,九二、九三年的样子,午饭后下雨了,我们两个人枯坐在房间里很无聊,你叫了一个过路的算命瞎子给我算命?

汤国:记得记得,那天下午雨蛮大的,大家都没有出去玩的心情,两个人在喝一种日本的“玄米茶”,院子外面里有叮咚叮咚摇铃声,我一听就知道是那个常来吆喝算命的,问你要不要请他进来,你说好啊,我就开门让他进来,瞎子坐下后你在一旁不说话,用张纸写了你的生辰八字要我念给他听,算命瞎子说,这位远方来的贵客是做文化工作的,当时我强忍住差点要笑喷,他继续说这个客人有脚走四方,有嘴吃四方,有钱大家花,哈哈哈!

吴亮:你信这个吗?对中国乡村里的传统习俗,禁忌什么的,以前叫迷信,你相信吗?

汤国:我不相信鬼神,不过我对这些东西里包含的文化很着迷。生命中无法解脱的苦难,无法改变的现实,人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和祖祖辈辈流传的方法来解释又有什么不好呢?生活里有民俗,灶王爷,降魔的符咒,阎罗殿的场景,鬼门关十八层地狱,善报恶报,剥皮抽筋下油锅,各种罪孽在地狱里的各种死法,传统故事板画装饰在家家户户,我相信他们在“迷信”的过程中一定有所禁忌和敬畏,苦难是可以缓解的。糕团面饼,模子造型都寄托了希望,一年四季时令节气的期待……唉,可惜今天只剩下最后一点点皮毛了。

吴亮:有一阵,你的画里面频繁出现飞翔的人,或者是梦境,或者是超现实的幽灵,在房子屋宇上方御风而行。

汤国:可能是羽化登仙的人吧,可能是自由飞翔在自己屋子里外的人,可能是围绕欣赏老祖屋的人,也可能是被拆迁逼出来的幽灵,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画的确是在南京老城大拆迁的时候画的,被拆掉的都是一大片一大片漂亮的古老建筑。


吴亮:你哪一年搬到马台街的,以前住南京的哪儿?

汤国:应该是一九八五年,我搬到这里仅仅五、六年时间,这个马台街就拓宽两次,街面反反复复开肠破肚,沟沟坎坎,大拆大建,尽管当时南京城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民国年间的马台街是一条由南往北的城市主干道,站在湖南路口穿过茂密的法国梧桐可以清晰看见紫金山。这之前我住在水佐岗,再之前我的家住鼓楼车站东巷八号,是民国时期留下的花园洋房,和高云岭、傅厚岗这一大片都是民国建筑,一直延伸到鼓楼食品大楼的鸡鸣酒家。今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吴亮:你对你更小时候的看到的南京,还有记忆吗?

汤国:我三岁随父母来南京,就生活在鼓楼车站东巷八号。在印象中,那时候夜晚的天空,每天都是彻夜通红的。

吴亮:那就是一九五八年了,大炼钢铁。

汤国:是啊,到处都是练钢的小高炉……白天,大人小孩四处敲击脸盆痰盂,赶麻雀一直赶累到麻雀一群群的掉到地下来,我兴奋地满地抓麻雀啊。我从我家出了车站东巷就是中山北路,右手边有一个“哑巴厂”,隔壁是个殡仪馆,大门里堆放着一摞摞的水泥棺材。每天看见一群群的哑巴打着手语发出呜呜哦哦的声音进出工厂大门,殡仪馆三天两头可以看到披麻戴孝吹吹打打死者家属躺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场面。

吴亮:文革爆发那年,你应该还在读小学,你的家,你的父母有没有受到冲击?

汤国:这个永远不会忘记,文革第二年我读小学五年级。自从《文汇报》头版刊登标题为“演剧九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别动队”的文章后,我的父亲就被打倒了,我家周围贴满了“打倒反革命分子汤杨”带红叉的大字报和标语。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整天不想出门。有一天外婆在走廊里大叫,要死啊!我出房门一看,外婆刚下好的一锅面条被邻居孩子扔进了一大块煤,当时我是真的急了,抄起菜刀把这邻居孩子家的木门砍得只剩下了门框,这下闯了大祸了!可是想不到晚上等他的革命老子回来,他老子的脖子上也挂上了带红叉叉的牌子……那时我的母亲去了叫石山头的高校农场,之前她学校的红卫兵小将来我们家翻箱倒柜,把笔记本照片都收走了,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也来抄家,人心惶惶弄的我们一家根本无法生活!记得文革当中南京最惨烈的一次武斗在我家水佐岗旁边的机电学校,真刀真枪啊!那座教学楼的楼梯是木头做的,学生们用桌椅板凳堵住楼梯道,另一派就放火从一层楼梯一直烧到第三层,屋顶浓烟滚滚,学生们都退缩在屋顶为躲避大火,最后无奈从楼上跳下来!满天飞舞的石块,追杀的,封路的,围堵的,救护车消防车呜呜鸣叫了整整一天。

吴亮: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些年龄差不多的画家,文革当中开始画画,多与文革政治宣传有一点联系,你画画又是怎么开始的,是否从小就喜欢画画?

汤国: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课堂上经常被老师没收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涂抹。在中学画过写过无数的什么“无限忠于敬爱红心不怕死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什么“大海舵手太阳永不落金光闪烁天安门”,还有什么“永远高举大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像做梦一样。我当时画得最多的漫画,是一支蘸水钢笔从刘少奇的太阳穴刺穿过去,笔尖下用鲜艳的红色画一滴血,再在大鼻子上点几个红点……我后来下乡插队时在公社宣传队混过,参加过两届江浦县美术创作班,当时陈丹青也在我们这个学习班,公家提供画画材料,在县委食堂用饭菜票吃饭,不用下田干活,哈哈开心了好一阵子。白天画画,晚上我们没事干就在月光下跨水塘玩。当时陈丹青画了《给毛主席写信》,油画,我画了题为《晨曲》,是工笔画,这些作品都参加了当年在南京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江苏省农民画展”,那一年好像是一九七六年吧,文革尾声了。

吴亮:在做知青的几年里你有没有读到,或看到革命文艺以外的外国文艺,封资修,比方西洋画册啦,扑克牌啦,旧美术杂志啦,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当时我们好像都能通过不一样的渠道偷偷地看到一些。

汤国:是的,文革中我偶然在邻居家“借”到一本繁体字版的《欧洲美术简史》,认识了梵谷、劳德列克、马蒂斯、吉里科、米罗、达利,这本书伴随我经历了上山下乡。后来我报考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通不过没有被录取。

吴亮:九十年代初我一有空就往南京跑,住在你家印象最深刻的,数你做的老母鸡汤和红烧肉。

汤国:我大妈妈做的红烧肉是我的最爱,这也是我小时候热衷去上海的原因。大妈妈家里所有家具都是红木的,粉彩碗碟调羹,都落有“大清乾隆年制”的款识,现在想想,应该是民国仿的吧,泛黄的象牙筷子……每次吃饭前我都会认认真真摆放好沉重的凳子,规规矩矩地将这些碗筷提前摆得整整齐齐,为的是能讨得大人们的夸奖,能多吃两块红烧肉。我印象中的上海老公寓,老洋房里的水磨石,地板走廊,壁炉,钢琴,有锈斑的铸铁浴缸,好像亲戚们家家都这样,还有自来水里的那股浓烈的漂白粉味道。

吴亮:我十六岁进工厂做工人,很快就学会抽烟,喝浓茶,我们当时喝的都是非常廉价的茶叶碎末,碎末啊,一泡就很浓……我后来稍微比较讲究一点喝茶,还是九十年代初从你这儿开始的,包括案几茶具,当然主要还是茶叶啦,你可能不太记得了,我最早喝到的正山小种也是从你的马台街开始的。

汤国:我们开始抽烟的时间差不多,十六岁我上高中,林彪事件后,学校组织备战拉练,妈的,让我们背着很重的行李背包急行军,真疯狂!第一天我脚上全都起了血泡,随便你们怎么鼓励,我反正是死活不走了,无奈之下老师安排我在队伍最后的收容车队里,哈哈,在车上我第一次偷偷摸摸吸了同学给我的烟。下乡插队后那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狠狠抽了。你刚刚说的正山小种,我想我们很幸运,九十年代那会儿我们还能喝到真正的正山小种,口感淳厚,浓烈,有一种特别的松枝烟熏味,白色方铁灌上印着咖啡色“正山小种“四个字,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喝到过这么口感醇正的正山小种了。

吴亮:说说你父亲吧,特别是你们的父子关系,我曾经听你零零碎碎说过。
      
汤国:我是一九九六年去台湾后,才从我的台湾表叔那儿知道关于父亲和家庭的过去的一些事情,父亲他十八岁就离开上海参加抗日演剧队,后来又加入共产党,对自己的家庭成分他一直填写的是“手工业者”,这当然跟表叔说的有很大的出入,尤其是关于我爷爷的一些事情,在这里就不谈了吧……文革中,父亲被下放去了桥头镇“五七干校”,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这两年间,我随父亲在“五七干校”旁边的高资镇中学读书,每个星期天我必须去父亲那里取一小袋米和两角钱作为下一周的生活费。父亲干校总部设在一个民国建筑群里面,周围一座座别墅,树木花草的,环境非常优雅,主楼是三层带地下室的建筑,水磨石地面,房间都是木地板,钢门钢窗铜把手都是典型的art deco风格,操场边停放着几辆卡车和两辆履带式东方红牌拖拉机,还有一部苏制嘎斯六九吉普车,据说这里当年是国民党的特务训练基地。桥头镇是个典型的江南古镇,那时我经常去古建筑里的供销社,邮局,偷偷摸摸帮父亲周围的人寄信代买东西。附近还有个大型的蚕种场,建筑样貌都因为培育蚕种养殖而设计,跟一般建筑很不一样,很特别,但是那时我没有看到养蚕场景,父亲五七干校新盖的简易红砖平房,一排排的将桑田全部占用了。我后来发过一条微薄,是七十年代我跟父亲的合影,这是父亲想方设法从五七干校请假回南京,他送我到中山码头分手前的留影,也是我们唯一的父子合影。一九八零年,中组部有文下来,说父亲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了,他被“解放”了,他是留守在五七干校到最后的一批人之一,一直到一九八二年他才回南京,父亲时年六十二岁,他办了离休。

吴亮:你是哪一年去乡下插队的?

汤国:一九七三年我插队到江浦县向阳公社东方红大队幸福小队,这个地名好听吧!第一年大队书记在江堤内的池塘抽水抓鱼吃,他们每天都盛气凌人到处转悠“打秋风”,结果导致“管涌”,江堤倒塌,那天忽然远远听到有人喊:破围啦!破围啦!喊叫声铺天盖地,那天天已黄昏,我刚刚收工在麻地里,看见所有的人都拼命往家里跑,不过二十分钟左右,将近一米高的泥浪就咆哮着过来了,直冲房基下高起的垄,天黑后,水就进屋里了,周围全是哗啦啦哗啦啦一排排房屋倒塌的声音,真是一个漫长的夜……第二天凌晨,水流平缓了一些,天蒙蒙亮了,一片汪洋之中到处漂浮着死猪死牛,草垛和草房顶上,狗,鸡,鸭,蛇,蛤蟆和各种昆虫们互不干扰地簇拥在一起,大大小小满载各种牲口动物的草屋顶,草垛,静静地从我眼前漂过。当时我只有自己救自己,我用化肥袋裹起我唯一值钱的财产,父亲送给我的礼物,一只带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几件衣服一起放进木盆加入了逃离的行列……途中我在一棵树上躲过一场近两小时的暴风雨,最终游到江堤时上,人已饥饿难耐精疲力尽。我要解释一下,小学四年级时我就通过了长距离游泳的测试,参加过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某周年”的活动,我水性很好……为了这次管涌,排涝大队几十台直径六十厘米的抽水机开足马力抽了一个多星期,水抽干后,我看到土坯草房都倒了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动物尸体,发臭的死鱼。这次围区一共有三十二个生产队受灾,上万人家在地上支起了锅煮鱼当饭吃。第二年父亲开着那辆嘎斯六九吉普车来我们新知青点看我,当时牛逼坏了,我们在江边花五块多钱买了两大蒲包螃蟹,我钻进那辆从未坐过的嘎斯六九,回南京做短暂的休整。

吴亮:那次事故,导致你对洪水的亲身经历肯定对你刺激特别大,你后来作品中一直出现水的意象,是否与此有关?

汤国:刺激的确很大,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水,一个人能经历这么大的洪水是很难得的事。人在站、睡、坐的时候身体都有部位和某样外界物体接触,有重力点支撑,只有在水里身体是漂浮悬空的状态,有太空里失重的感觉,婴儿在子宫里的感觉。水让人有如此多的感慨,它温柔平静,狂放暴躁,我享受这样的感觉,我可以漂浮在水面睡上一觉,也可以潜游他五十米。我体会的水性是从小练就的,在关键的时候能够驾驭它,欣赏它千变万化的情景,水的意象一直贯穿在我的作品。

吴亮:当时在我印象中,南京的艺术家除了管策与黄峻几个,从材质和图式上看,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的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比较坚持使用中国传统的语汇,当然你们对西方现代艺术其实非常注意,而且在艺术观念上也已经很受到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汤国:嗯,这要说一大堆话了,可能是南京“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原因吧,大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铁板一块的钳制,同时又不知不觉地从中吸取“营养”。在西方庞大的艺术信息随互联网拥进来时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我们本能的钻进以往经验的牛角尖里保持自我,所以我没有时间想入非非了。

吴亮:当时,你算不算是“新文人画”的一员?

汤国:我参加过他们两届展览,不知道算还是不算。这个我无所谓。

吴亮: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外有好几个画展来中国,我想你一定不会错过。

汤国:怎么会错过呢,太难忘啦!为了看“法国农村风景画展”,“日本现代艺术展”和“美国印地安土著艺术展”,分别三次骑自行车到上海,第一次在一九七八年,从南京出发,经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到上海。第二次,南京、宜兴、湖州、杭州、嘉兴、上海。第三次,南京、扬州、泰州、南通、常熟、上海。

吴亮:一个目的地,三条路线,三十多年过去还倒背如流,可见难忘……我想起来了,你曾说过你早几年常常爬紫金山,先骑自行车到紫金山脚下,然后花一个小时爬到紫金山天文台,俯瞰南京城。

汤国:有过自行车旅行经历,以后就越发不可收拾。有段时间,我经常骑到紫金山顶,你不能想象山地车在山道里驰骋感受有多么的大。直到近些年,我还参与南京一些自行车俱乐部的活动。我们在皖南山区做过很多地区的骑行旅行,深山里的自然村落,过着“原始”生活的淳朴山民。一九九九年我在查济买下了那座元末明初的老建筑,我把这座一抖三升式,七架梁五开间的古建筑修复后,在那儿居住期间,有了足够时间把周边方圆近百公里的山道骑了个遍。

吴亮:九十年代中期,我有次在南京博物馆看你的个展,你用了自己做的土纸,很厚实,草茎纤维毕露,你说这个纸很有韧劲,是你跑到安徽泾县做的。

汤国:不是博物馆,在省美术馆,是《飞越故园》那个展览,那一次是用我自制纸张做的展览。我曾经热衷于对纸的研究,尤其是宣纸,我试图改变“宣纸”容易破的问题,也想同时解决颜色表现力的诸多其他问题。“宣纸”的源头在皖南宣城地区泾县小岭,我曾对纸料制作高人张根季老人做过深入的访问,我也是唯一采访过他的人,你看,有照为证,呵呵。当年他已八十高龄,崇山峻岭中,古老的青檀树下,清澈的溪流旁,沉重的老房子里,一百多道工序,自然备料,选料,蒸煮,晾晒,古老工艺,不加任何化学辅料,用古法慢慢地造出高级纸张的现场都已经不存在了,此“宣纸”非彼“宣纸”了。无论什么纸,毕竟只是纸,重要的是你用它来表达什么,这之后,罗森伯格在泾县做的巨大的“纸”,国人都没有看到,恐怕“玩纸”是没有后来人了,那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绝唱了。

吴亮:然后因为做纸,你对泾县一带的徽派建筑产生了强烈兴趣。

汤国:是啊,我感觉如果在那个古建筑空间里,能用传统的方法做出自然的纸,该是一件多么有趣、多么高级的事情啊。山水,青檀树,大木构架,石雕砖雕木雕,隼卯结构,晾晒场,溪流石臼,青石板水槽,烘纸的泥墙,草木灰的清香,青砖小瓦,溪流在歌唱,大山植被都快乐起来,一派生机勃勃。

吴亮:我好像在一九九二年就在一篇写你的评论中,预言了你将会离开城市,居住到乡村去。

汤国:这个还真是被你预言中了……我喜欢在石桥、村落、祠堂之间,在古代遗存之间游历,我对修复利用古建筑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个愿望能拥有一座明代建筑并在里面生活,这个愿望今天实现了。要建立这样的生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延续老房子里的优雅和精致生活和趣味那是更难,今天似乎越来越难了。我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参与一座高规格的皇家建筑的修复项目,居然也实现了——就是北京智珠寺建筑群,这个项目修复历时五年,去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我还有最后一个愿望,可以暂时保密吗……我不反对在这样的寺庙里穿戴考究地去享受一杯美酒,这和在意大利古庙里一边欣赏古罗马壁画一边享受美食一样。

吴亮:你的书房里画册比文字书更多,也更突出,这也是许多画家书房的共同特征,你们的画册多半购自国外,通常你会带一些什么样的画册回来呢?

汤国:什么都有,春宫,封塔纳,中国怪石,青铜器,陶瓷,园林,莫兰迪,杜尚,波依斯,其实这些东西大家都在看,我也是跟着看看罢了……有了互联网有了微博,有了facebook和网上博物馆,我们就可以看更新的东西,但我原有的阅读习惯不会因网络而改变,在花园里捧一本闲书翻翻还是不错的。

吴亮:你的书房里还有一些你二十多年来收集的陶器,你不愿意说你是在搞收藏,但是收集这些陶器不会是没有理由的,更不会没有故事吧?

汤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真事,应该在三十多年前吧——那一年秦淮河河道清淤泥,朝天宫河段水被抽干了,露出了清代的石码头,工程挖了一个星期,一个完整的剖面地层里镶嵌的陶瓷碎片渐渐地展现在我面前,地层颜色界限区别明显,上下一层一层的,从各种陶瓷器皿碎片可以从上到下辨别出,清、明、元、宋、唐、六朝直到汉代的碎瓷片,一个真实的历史地层一目了然。当时我有幸亲历其中,并捡到了“大清雍正年制”的瓶底,“淳化”缺嘴的茶壶,完整的“兔毫盏”,半截“抄手砚”,“鸡头壶”的嘴,青釉“莲花尊”残片,几天下来家里就集了一堆,通过这些古老器皿的造型再对照冯先铭《中国陶瓷》里面的文章,纹样、胎质、釉料、火候、温度,各个朝代的风格、趣味,这一课给自己上得太精彩了。生活一直没有给我什么好礼物,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自己给自己一个最好的礼物。

吴亮:我记得你送过我一本书,现在不知道被我塞到哪里去了,书名我还记得,《水之道,德之端》,一个外国人写的……中国画离不开水,喝茶离不开水,做纸也离不开水,你的观念摄影题目就叫《水口》,谈谈你对“水”的看法怎样?

汤国:中国的江河文明是温文尔雅的文明,好像都这么讲。我拍摄的“水”恰恰是要表现那种缓慢坚韧的气质,其中还有隐隐约约、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有朦胧、凄凉、高远的意境。八九年我的摄影家朋友曾年去法国,行前将一只带“八妹”镜头的莱卡m3给了我,这促使我在摄影上花了更多精力。你说的那本关于水的书,水的哲学,止水清如鉴,水难领悟,水和万物、与品德、与性情、与自然、与无为等等理论,这些都不是我要说,我只是抓住细微水流的瞬间,或凝结成结晶状,或气势彭湃,茫茫虚幻,我将它们放大到两米以上的尺寸,在里面你可以尽情体会水的机理和变幻无穷的神奇,这是我当时对水作为我的精神支柱和想象源泉的一种寄托,但是今天,中国这个水在现实中已经垮塌了。

吴亮: 接下来的一批摄影作品是你的《人境》,全是皖南农村被废弃的农具和日常器物,却没有一个人,人去楼空的“人境”。

汤国:做完《水口》以后我做了《人境》,有点记录和留念的意思吧,都是农耕世界的景观,都是活生生的,但是好像又在消亡中——柴房,茅坑,井房,筲箕,箩筐,木勺,陶炉,土灶,菜园,田埂,火桶,水车,风机,锄头,链枷,中药房,榨油作坊,豆腐作坊,篾匠,箍桶匠,铁匠铺,石匠,后院的角落,破败的祠堂,崩塌的大梁,残雪覆盖的废墟,废弃的天井,古老的地砖,花坛野草,斑驳的山墙,苔藓,石磉,残破的水缸,瓦砾,一切陈旧的东西,神秘的空间,萧瑟的场景,退色的灯笼……它们都在我的老屋周围,就如同落满灰尘的纸上的景观,风一吹就都飘散了。

吴亮:停滞的瞬间,也是一个漫长的瞬间……你刚刚给我看的影像作品《墟》,很让我意外,一个形式上非常简洁、同时具有多重象征性的复杂作品,既触目惊心又空茫寥廓,这种无休无止轮回变形把时间拉长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杰作。

汤国:真的吗,很高兴你这么说!《墟》就是源于我无法忘却的亲身经历的那场大水,我身边最亲密的家禽、蛇蝎、昆虫在末日来临的最后一刻,本能地显现出从容和超然。灾难对生命来说可能是一部不坏的书。《墟》里面的人声,“呜呜呜”“哦哦哦”,像是怨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我故意留出换气的叹息,停顿的空白后好像有蛟龙翩翩起舞,独坐孤舟的人听落泪了,不知道有没有前赤壁赋里的意境……死活的轮回反反复复,无穷尽的挣扎贯穿其中,角力中找到最后那一叶小舟最终也解体了慢慢的消失了又重现了……这个影像作品的材料全部取自于自然的植物,枯枝和残叶的组合,用黑白摄影做成定格动画的方式来表达。片子配音是我自己的哼鸣,用“啸歌”的方法来抒发感叹,悲哀、飘逸、任诞、不满、反叛等等复杂的感情。“啸歌”在魏晋时期很风行,直抒胸中豪气放声长啸,超越尘俗藐视权贵,有一种旁若无人的气度,我用最简单的没有旋律的长音,取树枝摩擦出水中船舵摇摆,船仓内隆隆的回响声。我的小舟在“天空中驾风遨游,不知船将停留何处;飘然恍惚呀,我们好像独立长空,遗弃尘世,飞天成仙了”,脱胎换骨,风吹散了火熄灭了,是那对“凤凰”涅磐的过程,我安排在靠后的部分,这是我刚刚出炉的新作品,你是第一个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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