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艺术或绘画成为可以让许多人共同分享的经验，这是自后现代艺术起提出的问题，或者说也是艺术面临的实际境遇。

后现代使艺术的一半为成了一种策略，这也是后现代艺术的政治性的体现。这一策略简单的概括就是，把大多数人熟悉的形象搬到艺术中去。事实上，策略仅仅是介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转型期的艺术而言的。对于安迪·沃霍尔之后的巴斯奎特一代来说，他们是生活在大众文化图像中，因而后现代艺术对八十年代之后的一代人来说，它只是一种记忆的再现，而非迫于转型的策略。

后现代艺术的个人性表现于大众文化影像再现或借用的个人化处理及其所粘附的个人视野和气质。影像自身虽然占据作品的中心主体，但它仍不是一个自我决定的东西。因为它是历史影像，基本的影像原型被处理为不同构型和色彩的视觉变体之后，就产生对历史原义的解体。她不仅赋予后一时代的人新的视觉经验，也是艺术通过观念的视觉技术介入社会游戏的方式。在艺术通过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涉足政治文化运动、以及加入消费社会的网络所进行的二十世纪艺术社会化的三大方式中，后现代艺术选择了大众社会对影像的文化消费这一途径。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艺术也选择了流行的政治和商业时尚的影像作为艺术视觉的外壳，试图在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主流政治的消解之后，找到一种新的社会化方式。但不同的是，政治时尚的影像本来就是一种中国艺术的主流。如果把时尚影像对纯艺术的介入看作是西方绘画中后现代性的特征，那么时尚影像的引入是相对个人化的原创影像而言的。对于视觉艺术来说，影像自身的人文气质是更重要的东西。

政治波普改变的不是政治时尚影像本身，而是对时尚和政治的个人理解及表达技术。同九十年代艺术史更多的对消费和技术时代持批评态度的绘画相比，这样一个时代在顾振华的绘画中却更多地具有一种亲和的乌托邦色彩。它像是一种对人文章主义的时尚化、技术化和商业化之后的个人解释。

时尚在顾振华那里不是表现为流行的形象的挪用，而是赋予这种形象以气质。农业时代的青蛙、蝴蝶、螃蟹在画中就像是消费和技术社会中的个人，它们被放大为富态的体型、艳丽的外表、以及充满人性和想象的单纯的表情，去花枝招展地体现为一个主题：即消费和快乐。其中蝴蝶像一个时髦的街头女孩，青蛙则像一个渴望成功生活的充满幻想的白领男孩，他幻想的不是行而上学，而是有质感的消费、温情和快乐。

顾振华描绘的是一种消费和技术时代中个人内部的幻想世界，一切动物和背景都像是一片片色彩或形体叠印的花布式的平面幻想。虽然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展克斯所说的，“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但我们大多数人的幻想比起以前更单纯了。艺术如何让那些更单纯也忙碌和更技术化的人们分享，首先在于艺术在现代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反宗教之后，改变了对消费和市场的基本态度。我们时代的多数人已基本相信，消费社会中的大众从消费中得到了基本的人性，也从市场中得到了一种弹性的选择自由和自主空间，因此，个人在专业社会中的技术化和平面化从消费的人性中得到了补偿。大众文化事实上是消费社会的新型宗教或乌托邦。
艺术要在某种程度上让大众接受、消费和交流，就要吸收大众的基本经验和幻想，以及由此转化而成的时尚和趣味，但过度的消费主义和市场准则导致的时尚是否会构成一种新太平盛世中的暴力呢？
顾振华为他的画面涂抹了温暖的赏心悦目的色彩，就像是人文主义为了要更多的观众，必须把自己打扮得艳丽一些，以增加其吸引力。这是一种简单的、直观的并令人轻松的主义，思想在今天似乎已不成为艺术，行动和感观的旅行似乎是艺术的游戏方式。

顾振华塑造的是时尚暴力维持下的幻想秩序以及市场神话光环中的尘世幸福的幻影。艺术面对的是由股票市场、公司、流行媒体、白领群体、技术官僚、国际互联网和娱乐业等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艺术惯于表现的纯粹影像和思想就像是一种慈善和救助的对象，它总是来自孤独无助的个人。艺术一旦或者是接受权力的赞助、或者是向大众出售批量的产品，都会是艺术从自我生产审美和观念转向缔结共同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形式变成可供应消费的产品，就是时尚，它也是现代都市基本的大众政治形式。大众政治形式类似于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同时它具有自己的视觉程式以及呈现的趣味走向。

后现代的政治性在于，它要结束艺术和人文主义孤独无助的状况，并要争取一种大众政治形式的力量，通过利用其掌握的视觉技术和叙事能力在其中复兴精英的社会影响力。虽然事情并不按这样一种设定去发展，在大部分情况下，大众仍然只看到他们想要看的东西，而对精英夹塞在其中的东西视而不见。
后现代艺术的实践表明，艺术增加其争取社会力量的功能的代价，是用艳丽的外表遮去其背后的深度和抽象结构。顾振华最早的螃蟹不是叠印在一张美丽的花布上去成为一个富足快乐的影像，而是一个战战兢兢的螃蟹在一架高科技武装直升机前爬行。画面表现为一个技术和暴力的寓言性场景。技术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渗透进我们的日常性，它已经是一个泛神论的概念。艺术在制造时尚影像的同时，它就相当于是一种制造美丽的技术。
事实上，在后现代艺术在试图扮演一种亲近时尚的角色的过程中，它早晚会真正移情于时尚将其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时尚体现着人性脆弱的一面，尽管当安迪·沃霍尔混迹于人群会觉得孤独和伤感，但时尚却会使他觉得安全。

顾振华的美丽的影像结合着一种脆弱和苍白的气息，它使人感到那只是一些色彩、快乐、满足、浮华和幻想。在这层东西背后，人文主义和艺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世俗化，它们既从一种行而上学的崇高坠落到世俗的物质性，又在技术和消费的时尚奢华中升华出一种新的神话性。这就是九十年代一代艺术家眼中的艺术和人文主义，即在一种艳丽的人文主义背景下，时尚可以成为艺术，而艺术也会变成时尚。它要比本雅明预言的机器复制时代更为复杂，因为它并不是意味着艺术天使的堕落的来临，而是在一件艺术品中，艺术正尝试着一种天使和堕落的共舞。


本文出自于《评论家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