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4个月的辛苦奔波，胡杨的《上海人家》终于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500户人家的照片所凝聚成的视觉空间，赢得了不同层面的评价和关注。无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文化学的范畴，人们都可以对这一独特的视觉空间加上一些有价值的批注。然而在我的这篇评述中，仅仅从摄影镜头的描述语言出发，找到胡杨在“惨淡经营”过程中，究竟说出了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视觉“故事”。

我曾在照片展览的序中说过，胡杨的这组画面至少有两种解读的可能：上海人家和胡杨看到的“上海人家”。首先这些照片的确构成了21世纪初上海人家的真实写照；从最为豪华的生活设施到一地鸡毛的琐碎空间，从自足自乐的神态到无可奈何的注视镜头，生活在上海屋檐下的芸芸众生在这里集体亮相——多看几眼就会令人百感交集。正如胡杨所说，从历史角度而言，是一份当今“上海人家”的影像文献。这些图像打开乐一扇门，从这里进去，走进客厅，绕过书房，进入卧室，或是直接面对一片狭小空间，我们能够看到上海人家的丰富多彩，看到上海人独有的生存智慧。其实每一个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天地，都有一段或荡气回肠、或愁肠百结的故事。静静地面对画面你可以读出其中地一些情节，然后加上想象力，完成对上海人家地解读。海纳百川向来是上海兼容并包地“海派”胸怀，读完这些照片，也许就会对上海有更为刻骨铭心地认识。

然而这是一位摄影家看到的上海，是胡杨带给你的“上海人家”，因此必定带有摄影家独特的视角。正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苏珊•桑塔格所说：“在这个社会里，摄影师的实践是一种外来的侵入：摄影师只能是一个观察者。”胡杨在他踏入每一个家庭的刹那，就已经开始用他的目光为这些照片做出了定位。因此我们在胡杨的“上海人家”中，还可以读出一位关注上海人生存状况的摄影家的心态。也正好胡杨所说：这批照片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是对当今“上海人家”的解读和描述。是胡杨通过他的中画幅相机和传统的彩色负片，以精确的视点在数十分之一秒快门的凝视中，找到了一个介于真实与想像之间的契合点。尽管他也明白，一张照片仅仅是一个独立的瞬间，它不可能承载太多的道德文章—但是这样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尤其是画面中丰富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细节一旦被主人的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动作串联起来，上海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

胡杨在完成这组画面时所选择的镜头语言，空间对上海人家的描述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他和其他摄影家的镜头视角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比如我们十分熟悉的河南摄影家姜健，他从黑白的《场景》转向彩色的《主人》，也是以纪实的“笔调”，以环境的陪衬，详尽地描述了河南农村的父老乡亲。画面现场光的色彩感和《上海人家十分相似，然而其最重要的区别：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了乡土的气息，另一个融入了大都市的氛围－关键在于，姜健的作品选择了几乎平面的单一形态，抹去了三维立体造型，加上特定的一个（或一组）人的直面相对，间离了观众与被摄者之间的距离，在看似冷漠的注视中，为纪实的镜头语言加上了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将内心的激情涌动，变成了色彩后的潜流。然而胡杨不同，他的画面空间视角更广，并且有意在造型力量上强化了三维的穿透力，从而力图让观众走入画面，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也许这是胡杨所需要的，他想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说出他对上海人家的理解，同时也给读者留下看似平淡却挥之不去的挂念。

又比如在第四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胡杨的作品恰巧和现居巴黎的荷兰摄影家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古巴人家》放在同一个展厅里。人们第一眼就会被罗伯特作品中精准的色彩感所迷惑――他在古巴人家中所运用的色彩语言，以华丽却不失沉稳的风格，将平凡的古巴人生活状态和精神力量极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甚至带上了不可回避的画意色彩。然而胡杨的追求却有所不同，他对色彩的把握完全是放在了一种现场的原生态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也就是他没有选择反转片或是数码技术的原因――他固执地使用彩色负片，力图将他对生活现场的体验，用最为微妙的色彩转换出来。因此，你可以说他的画面色彩并不十分“准确”，甚至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偏差”。但是这样的“偏差”，恰恰准确地展现了现场的原生状态的魅力。同时，这也是摄影家情感色彩的凸现。他试图通过色彩与情感关系的敏感转换，找到一种更为准确的叙述语言，从而还原生活本该应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果说上面这些镜头语言的运用，还不是最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从摄影家的视觉心理角度，作一番揣摩。首先我们得承认，拍摄上海人家这样一个主题，一二幅照片是不行的，十幅八幅作品也是不够的，只有形成一个宏大的叙事规模，照片的纪实力量才可能渐渐呈现出来，然后在一种巨大的重压之下，让观众承认世界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摄影家是很“痛苦”的――500幅作品既要有一种相对统一的风格样式出现，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但是500幅作品又必须有一种视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现场环境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摄影家的心理把握的不同，这样画面才不至于看上去感觉厌烦。如果一不小心，整个拍摄很可能就会落入苏珊•桑塔格在3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的悖论之中：“一张照片的产生正好证明了拍摄者的没有亲身经历，又往往助长了懒惰的看客不去亲身经历；当所有的事件都跃然纸上，原子弹爆炸和蚂蚁搬家确实是没有什么区别了，一张照片而已，在这一意义上说，摄影的确拉平了所有事件的意义。”

为了不使所有的事件都被同一种镜头语言所“拉平”，胡杨在他每一次拍摄的思考中，都试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突围”。胡杨一边与上海人家的主人闲聊，一边紧张地注视可能发生的一切，并且寻找可能的拍摄角度。有时候他会出奇不意地按下快门，有时候却会循循诱导画面的主人进入最为默契的瞬间――这是他们生活状态中最可能进入心灵深处的瞬间。他想在这些画面中讲述尽可能精彩的故事――让哪怕是一处家居的细节，一抹散乱的光影，一个眼神或姿势，都传递更多的信息，为上海人家的最新版本，注入厚实的文化魅力。

于是我们看到了环境中的主人完全进入“状态”的自然空间，在摆拍和抓拍之间几科不留一点痕迹；我们看到了平凡人生中令人感动的尊严，一些简单却让人说不出的激动；不管是作为一种典型的生存状态的“小资情调”，还是幸福中难以掩饰的些许孤独，都为上海人家的故事找到了不同角度的叙述“版本”，从而一点一点让人相信，你走进的是真实的上海人家，不是摄影家和画面的主人一起精心导演的“话剧”。你可以有足够的理由鼓起勇气和他们对话，或者说到底，和你自己的内心来一次彻底的交流。

然而无可讳言的是，这样多的画面中难免会有重复，反复的叙述过程中镜头语言也会有“疲惫”的时候。好在摄影家的实践还在不断地深入过程中，正如文中一开始我所说的，这一组画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新的“章节”正在紧张的酝酿和付诸实施。那天在秋日的阳光下，胡杨在桌前充满信心地对我说，他的镜头会更深入、更细腻地走入上海人家的内心深处，完成新一轮的视觉对话。我想，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期待！


林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