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摩天大楼和酒绿灯红的商业和娱乐场所而言，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是一个更加隐秘和深藏不露的部分。外部形态的大和繁华，在满足外地观光客的视觉欲望的时候，才显出其存在的意义。而对于真正的上海人来说，自己的家却更为重要。上海的这个深藏不露的部分，一般并不轻易示人。懂得上海人性格的人们应该知道，上海人的家居生活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一是上海人很少会把客人请回家；二是上海人居住的地方从外表看灰头土脸，毫不起眼，室内布置却往往却极为整理舒适，甚至富丽堂皇。室内空间才是上海人家和上海城市的内在秘密的孳生地。

事实上，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上海这样，对私人空间有着如此强烈的关怀，有时几乎达到神经过敏的程度。上海市民将家居空间看作是“自我”的最小边界，并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才养成了上海人谨小所微和严格遵循游戏规则的性格。这一点，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小市民气质”，但同时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发育为现代市民社会的相对成熟的条件。另一方面上海又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身份社会。自半殖民地时代以来形成的社会阶层意识更深蒂固，阶层的“身份认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住条件、区域和环境。尽管1949年以来的革命一直在努力消除这一阶层差异，但阶层身份已经成为上海文化中心中最顽固的集体无意识。不同的家居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才是上海人社会身份的真正标志。通过家居生活来识别上海人的社会身份，同样也是上海市民社会的一个深藏不露的文化秘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一个更加“内在”的城市。因此，唯有深入到这个“内在”的城市深处——上海家庭的内部空间——才能够真正发现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秘密。摄影艺术在这一点上应该有所作为。但摄影师们通常把镜头更多地对准那些显而易见地公共文化标记：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外滩建筑群，新天地石库门，乃至其他标志性空间符号等等。这一切无疑构成了当下流行的上海时尚文化的视觉图像。但那些矫饰、夸张的电光技术制造出来的浮华影像所叙述的，依然是一个外在的大都市。对于上海市民生活的真实而言，所昭示的无非是一些皮相而已。

正是出于揭示上海更为隐秘的真相的意图，摄影家胡杨的《上海人家》系列摄影，才显得如此的不同一般。几年来，胡杨专注于上海人的家居生活，通过对几百个上海家庭内部空间形象的记录，让人们看见了一个空前繁杂和变幻无的上海。

将“人家”这一事物抽取出来，组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全景式的图像系列，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它也许不能与巴尔扎克笔下庞大的巴黎写作计划相比，但至少也称得上是一部小型得当代“上海人家得影像文献”。在胡杨的镜头里，“家”可以看作是现代城市的一个“细胞”，是解析上海市机体的一个基本单位。这就如同由“商品”这一单位建构起资本社会一样，在“家”这个细胞中，包含着现代城市社会的内在秘密。在这一点上，胡杨就像一个“城市生理学家”，他专注于为这个城市的组织结构拍摄生理切片图，为人们进入到机体内部来观察和了解这座城市，提供高精度的标本，毫无疑问，城市首先是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然后才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场所。颠倒这一顺序，所谓“诗意栖居”，只是一句画饼充饥的欺世之谈。

但是，如果简单地把胡杨看作是上海家居生活地摄影记录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年复一年，有多少摄影师都有意无意地记录过上海这座城市地各种各样地家庭，这种以新闻报道或宣传为目的的照片，从其一被冲印和刊登出来，它的意义就在消退，尤其是当照片所依附的事件的现场性消失之后，照片的意义就变得暧昧不明。时间将使它退色、贩黄、消淡，成为历史记忆。

胡杨属于为数不多的拥有自己独特图像话语和摄影的摄影理念的摄影家之一。在我看来，胡杨的图像话语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它以其静止不动来揭示浮华时代生活的激烈变动，以其沉默的彰显来诉说外部世界的喧哗与骚动，以图片的空间性来赢得历史感。当我们注视这些图片的时候，仿佛突然一下子脱离了现实世界的日常喧闹，沉入个人生活世界的宁静部分，使我们得以反观自己的存在及其价值。镜头记录的画面，昭示了言说和沉默之间的内在矛盾。而借助这一矛盾话体的揭示，胡杨实际上已经将镜头的批判力指向了现实世界。这一点，是紧靠浮华摄影式的光影效果所不能达到的。

必须把胡杨的摄影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才能够领会《上海人家》这一庞大计划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意义。由一幅幅单独的图片构成的《上海人家》，从整体上看，却并不只是偶然地对外部世界的直接记录。其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身份，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影像力，不同的年龄和容貌，不同的种族和国籍，乃至不同的性别......这千差万别的人群，他们共同居住在胡杨镜头下的“家”中。这一个个或宽敞、或豪华、或简陋。或花里胡哨。或简约舒适的“家”，如同它们的主人一样，构成了上海城市生活的多重形态。在家的内部空间里，人更接近其本来的面目。各种各样的人在家庭内部，会显示出更为本质的一面。我们看到这些人和这些家，他们既是一个个单独的和性格异的个体，各自带着鲜明的社会身份标志。然而，在“人”与“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却是一致的。胡杨专注于揭示大都市中“人”与“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进入胡杨的镜头，向世界言说其一言难尽的生存状态，并为一个时代真实生活提供见证。

由此可以看出，胡杨的摄影拥有一种特殊的话语建构力。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不同的家庭很可能彼此隔绝，毫不相干。但在同一系列照片中，不同的家庭内部图像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隐蔽的对话关系。他们曾经面对过同一个镜头，回答过同样的问题，被同一束光所照亮，也在同一间暗房里被显影。他们居住在不同大小和不同环境的“家”中，而现在，他们则“居住”在同样大小的照片中，以同等的权力呈现出自己的居住状态。图像所指涉的是不同阶层和不同身份人群的生活空间，它们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存状况，但在胡杨所构建起来的图像世界里，每一幅照片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话语权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平等呈现的图像社会。从整个意义上说，胡杨他的摄影艺术，重构了上海的社会生活关系。

这也许就是胡杨意识中潜在的摄影理想：创造一个由城市不同生存空间建构起来的“图像乌托邦”。被不同的社会身份和生活条件所隔离的“人”都是胡杨的“图像乌托邦”中的公民。现实中占有更多空间的“家”与那些现实中狭小的“家”，同样都是数寸见方的一张照片。他们在胡杨所制造出来的“图像乌托邦”中，分享着平等的公民权利，尽管这只是通过图像符号以象征性的方式才得以实现的。在这里，胡杨的摄影彰显出一种“平民主义，写实主义”的艺术理想。


张闳（上海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