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影响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但在认识论上对于人类主体无限能力的崇拜，以及经济领域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正是现代化得以滋生的土壤。当现代化以其动人的诱惑和无以复加能量向我们呼啸走来时，它高高擎起的正是“发展”的这面大旗。发展的价值观似乎是超文化的，没有民族性，甚至也没有界限。由此就为这种观念所提供了进化的哲学基础，并导致或潜隐于现代化背后的自然生态失衡、失控现象的存在。而从未有哪个时代的人们象现在这么对“当下和未来”如此的纠结与不确定，我们似乎也都在狂热地渴望在下一次全球转向中占据先机；同时，也从未有哪个时代，“未来”距离我们如此毗邻，那些曾经难以置信的预言，如生物工程、遗传密码、人工智能等等，转瞬就开始实现了。高速运转的社会系统推搡着我们，甚至有时一步就能抵达曾经遥不可及的未来。

幸好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自觉反省和预言热情，这既包括科学家、人文学者，也包括具有问题意识的当代艺术家。当然，反省与预言背后存在着坚固的社会体系及现实诉求。比如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发现，有一次偶然的天象变迁引爆的预言决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长达数十年的命运；孔飞力同样通过《叫魂》发现，一个谣传的预言故事印证了整个体制的潜在危机，这样的预言事件在历史上曾经层出不穷，影响深远；又或者，在已经过往的世纪之交，诺查丹玛斯破灭的末日预言，所幸我们已经平安度过。其实，警醒式的预言始终体现为一种趋同文化的心理暗示，我们更应将这种暗示理解为一种超越当下的反思方式。真正的艺术家不是哗众取宠的炫技或新概念的贩卖，亦不能“一个人”去战斗，他们需要灵魂附体地设置现在，针对未来，以期形成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合力，提示或解决问题，创造未来。而这恰恰是当代艺术范畴里重要的意义——以一种艺术方式唤醒我们对社会乃至世界的责任，激励人们去实现愿景或修订时弊，并尽力使所有的人都参与到未来世界的建造中，从而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这既是我们探讨艺术家赵仁辉创作的文化针对性，也是我们在鸭绿江美术馆策划赵仁辉个展的现实依据。

坐落在丹东市的鸭绿江湿地是频临灭绝的黑尾鹬和大滨鹬等鸟类的迁徙之地。这些鸟每年在新西兰、中国、朝鲜和阿拉斯加之间往返，而中国和朝鲜的栖息又是牠们最重要的避难场所之一。年年如此，已成为丹东一景。2019年在鸟类迁徙季，赵仁辉和当地的研究者白清泉一起考察了鸭绿江河口。白清泉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天计算鸟的数量，4月2日那天，他数到了54321只。鸟群的飞翔在茫茫的天空形成了难以名状的景观，赵仁辉说：“我尽最大努力把鸟儿在天空中划出的线条拍摄了下来。”

这次赵仁辉在鸭绿江美术馆的个展作品是以他一直延续的科学方法，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以艺术家所具有的敏锐，利用摄影的手段和电脑的处理，以及鸟类迁徙的时间和空间想象来完成的。而展示又是以大型宽幅的图片方式给予呈现的。这是一种静止的视觉效果，保持了这些鸟类的闪光和自由自在的形态。而这种诉诸于摄影的形式，即是一种真实的若隐若现般的瞬间定格。对艺术家和展览本身来说，透过天空的浮尘去发现牠们迁徙的无限动态，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对自然鸟类的勘察和客观记录，而是以重构与置换的方式对生态破坏处境的一种带有警示与预知作用的视觉显现。因此，可以说这是赵仁辉与我们之间对现状及未来一切的多维感应，更是他对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危机的焦虑，以及提示出一种警觉的张力作用。或许正是在这种表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才能在鸭绿江美术馆的现场，显示出赵仁辉这种不露声色的洞察力与表现力，并引起观众对人类生存境遇在心理和意识上的认同危机。

在这里，赵仁辉显然不是一个乐观的预言家，而是一个迷茫在边缘的关注者和边界的穿越者。也许他对中国生态环境格局充满了关切，同时他又用艺术家的眼光面对着中国的急剧变化。他并没有承诺什么，但他借助于鸟类的迁徙现象，表现了鸭绿江湿地所涉及到的中国社会的关键点；好像他也没有创造什么，却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警醒线索和踪迹。他的作品里有许多我们需要的能量和想象，他在命运之河里流淌，看鸟群飞过。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权利导致了所谓的现代化、发展观使一切过度性开发变成合理化、合法化，并最终成为社会群体共同遵循的心理暗示和行为方式？从现在开始，我们与其是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不如说生活在未来的世界，我们都需要直面这场跨越时差的转折。因为，它为我们的生存遗留下一个共时性的命题，使我们深陷其中，无处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