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谈论

杨 冕

谈论本身是一种最好的关怀。 我们也谈理想，我们也谈历史，我们也谈政治。。。我还记得在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但真正懂得为什么要爱北京天安门是在几年后的事了。 八十年代的诗歌热，读诗、呤诗、写诗。诗歌能力成为你是否进入先进青年行列的重要标准，诗歌活动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活动。 九十年代的经商热，使经商成为一个好象是全民都必须去从事的事。经商就是有钱的标准。 九十年代有很多的热，标准也不断的被修改。在这种不断变换的情况中，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断的被改变。没有更多的理由，但都有一个美丽的噱头“一切为了发展”。我们的生活改变成什么样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确定的标准是我们想要的标准吗？ 。。。 到今天，朱利垭`罗伯特、克罗地亚`希弗、坎贝儿。。。成为最美丽的女人，可怜的阮玲玉地下有知、会不会也去作扩唇、隆鼻手术。当满街的头发都变成了浅棕色、浅黄色和浅紫色、浅红色时、你满头的黑发倒是有假发的嫌疑。 潮流中的少男少女前年“哈韩”、去年“哈日”也许明年会“哈泰（泰国）”。。。；但什么时候能“哈”自己。会在越南之后出现吗？ 仅仅一个APEC，也不知为何“唐装”一夜之间变成了国服，中国在创造“标准”。“标准”真如此吗？

。。。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我的家庭已经搬了4次，从平房到同志楼，从同志楼到单元房，从小客厅到大客厅。。。 看看我们的城市，也一样的进行着“革命”，慢慢的平房消失了，以院宅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消失的初期，我们期待新的文化的出现，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化呢？随着筒子楼的消失，人们的关系也从同志变成了先生、小姐。当先生、小姐都住进了单元楼，那么我们的社会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呢。。。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的整个中国社会进程完全就是一个搬家的演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的标准是从不同的平房搬到表面贴上瓷砖的“标准”楼房中去，或者是搬向城市。如果条件允许，农村的搬到城镇。一线的城市居民移民海外；二线的城市居民搬向一线城市；三线的城市居民搬向二线城市；四线的城市居民搬向三线城市。。。。但是在一个现代文明以城市个性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个性中。我们的城市社会有什么样的个性文化呢？

城市的搬家文明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我们不断的搬家，我们不断的把老家拆掉，我们主动或被迫的、充满希望的一次次搬到新的家。我们一次次的站在政府、开发商给我们设定的非常虚幻的、有着华丽的噱头的范围内，没有听到知识界的声音！对于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家，被我们称为文化硬件的建筑，在没有听到文化界声音的情况下，它们也就合法化的存在了。 我们的城市在建筑的程序上只是开发商的意志下、在不违反规划的情况下的产物。开发商追求的是利润，抄作的是概念。在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往往一个大型的城市有上千的开发商、每个城市有上千的项目，不管多大、多小的项目，多冠以花园和广场。于是在我们的城市几乎都是成为这样的地名，但我们是否真的生活在这样的花园城市中呢？看看满大街的房地产项目，都是清一色的筒子楼（一个项目由建筑围成一个圆），每一幢楼都是高反光的瓷砖和高反光的玻璃的组合。整个城市的建筑和人一起发出令人难受的、非常夸张的光芒。我们兴奋的、小心选择地、住进了化了很大代价的、五年后注定要不热爱的家。虽然我们的家广告上都说：欧陆风情，清清草原，都市园林，亭台楼榭，时尚居家，高尚社区，理想家园。 由于没有从历史的可能寻找到合理的支撑，也没有文化界的介入、整个中国都被一种建筑所包围，没有个性可言，也没有区域文化的传统可言。也许这就是商业对于文化的强权。这不同于政治的强权，这是一种文化在被压制、文化界处于麻木的情况下而形成的局面。 我一直在关注正在发生的、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权利的代名词。作为艺术家，我只能用艺术的方式来发表我的观点、来维护只有个人才知晓的独立性，我展示作品是为了与公众的交流。我也热忱于作家以文字的方式、诗人以诗歌的方式、摄影师以照片的方式。。。各种文化元素的不同方式加入对于文化硬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