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之摆


陈 侗

发生在广东阳江的一系列艺术事件是令人兴奋和难以理解的。最初，郑国谷以他那些看起来互不相干而实际上如出一辙的破坏性行为，把阳江这个普通的海滨城市纳入了当代艺术的版图；随之而来的便是在他影响之下的艺术家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地方性的种种约束，在摄影、文学、建筑设计等领域掀起了一场使中心发生位移的小小革命。这些事件看起来主要是首先对地方的文化旧势力产生影响，但由于艺术家并不觊觎地方上的文化权力，所以，人们更愿意说，由于它们和他们的存在，这座城市正在发生漂移，至少是“文化”在这里不再成为习惯上的“上层建筑”，不再以经济为基础，而是独立地承担起当代意义上的创造使命。无论这些事件最终是否获得肯定的评价，它们的反传统特征都给人深刻的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些事件调整了广东的艺术地位，改变了它的一贯形象。
这些事件的发生甚至是相当频密的，而且事件与事件之间互为因果。与个人性作品相对应的是包括展览、讲座、建筑和室内设计在内的集体作品，在一美公司、世界机构和艺术家个体之间，已然形成一种强烈的团体意识，因此我们很难分清楚究竟是个人统领了集体还是集体造就了个人。此外，和文化中心城市——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地——阶段性的、此起彼伏的革命不同，阳江青年们所做的是在“地方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例如那几幢至今还遭到非议的“陌生化建筑”，就完全找不到能被接受的历史渊源，如果不是“现代化”从总体上提供了有限度的宽容，至今我们也都只能以审慎的态度去观察它而不是舒服地呆在里面。
2002年3月在“世界机构”和“凝碧轩”同时举行的“书法展”可以说是“继续革命”的冲动再一次令航道发生了改变。作者，我们知道，有郑国谷、沙业亚、陈再炎和孙庆麟四人。除了陈再炎是具有相当功底的书法家，其余三人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以书法为纽带的民间团体，甚至也从来不和毛笔打交道，这就使我们在第一个层面上有理由去怀疑艺术家将书法作为革命对象的资质和特权；紧接着，根据我们对书法艺术自身局限性的爱莫能助，我们就得进一步怀疑这场革命徒然发生的现实性和有效性。“你是去看书法还是量血压？”——展览的标题以挑逗性的方式把书法从单纯的“书写艺术”转变成了“观念艺术”，因此人们更多地想到这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发生后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例如有人会问：郑国谷你不是喜欢弄一些新奇的东西吗？怎么会对书法感兴趣的？又或者是：陈再炎你的字本来挺不错的，怎么会和从来不写字的这三个人搞在一起？），但这恰恰不是作者们所想要的结果。他们显然不是想以“例外”干预“常规”的方式表明“我也能写字”或“字谁不会写”，也不是想借助于纸笔墨来试一试变革的触角能伸得多远（后一种情况作为一种态度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是“现代书法”的基本命题，但是在与传统的较量中，那些刚刚伸出的触角很快地又缩回去了，人们发现，实现“自由”不是书法的责任）；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如何能使书法重新“陌生化”，就像他们所建造的那些房子，功能的被重新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以“陌生化”为前提的，因此书法的存在意义也将在“陌生化”当中被体现，二者至少在“出人意料”这一点上获得了同样强烈的隔断效果。
郑国谷似乎特别地强调他们在书写内容上与传统书法的差异。传统的诗词短句都不见了，纸面上散布的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报章文字和瞎编的警句（如“好同常加人WTO挑及广东性格就是命运”），无不充满滑稽感和挑衅性。但是，由于字迹的可辨认度被减低到了最小，人们除非是额外地去读作品旁边的那一小块文字，否则无法知道这些恣意纵横、鸡踏雪式的笔划在表达什么样的字面意思。这个主要的差异在我看来也许最能体现艺术家们的反传统特征，然而却与我们在这些作品前所受到的振撼和冲击无关。我以为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们有意让自己卷进一个革命的可能性已所剩无几、而且处境一直很尴尬的“特种艺术形式”里，并时刻表现出无意和它同归于尽的超然态度。这就好比一群街头少年无所事事地穿过闹市，顺手抓起一个小贩的橘子把它放进另一个小贩的筐里，既无须承担责任又达到了寻衅的目的——这样说，大概不至于降低这些作品本身仍然具有的结构和体态之美吧。
作为对墙上张挂作品的必要的解构，几台“健康摇摆器”躲藏在一大堆写废了的宣纸的下面，暗中发送着如波浪般的推动力，仿佛被褥中的男女沉醉于云雨当中。这个“附件”尽管已经是书写的外延，但似乎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它再一次以互为矛盾的形式清除了那些想在点划之间建立起某种审美逻辑的顽念。就这样，一头是不可能完全抛开书写规则的笔墨游戏，另一头是使这些游戏在“陌生化”的悬念当中被严重消解的现场魔术，如果再加上那个用来表示“量血压”的量压器，一场有关“观看”及其“心理反应”的测试就借助艺术的名义必然发生了。
阳江书法——这显然是一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因为这些书法就像那些奇怪的建筑物一样，并不具有广泛性，同一个词可能仍然得用来指称那些继续在传统的范畴内反映出一定地方性格的中堂、条幅和对联（世界机构正是处于这一公众艺术形式的包围当中），于是简单的对立在这里被排除出我们从一开始就对阳江的艺术家们保持的那份厚爱。我们想确切地知道，自此以后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是否继续给人带来非一般意义上的刺激；还有就是，这些刺激是否足以使阳江继续巩固其作为当代艺术“重镇”的地位。
在一次由闸坡岛返回阳江市区的途中，我认识了一种叫做“鲎”的海底节肢动物，它的血是蓝色的。郑国谷告诉我，这种形似头盔、带着一柄长剑的庞然大物必须经过长达十年的养殖期，而它的市场价却低于一条快速成长的鱼。我在浅浅地品尝了由“鲎”熬出的汤之后，迅速产生了对它的敬畏和好感。如果说我曾经通过家乡的一颗空心树悟出了一番做人的奇怪道理，那么同样，“鲎”也启发了我必须用特殊的感受力和意外的经验去看待发生在阳江的所有艺术事件。当然，我还想说，我差不多已把这些艺术家与“鲎”划了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