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要学会拒绝
——郑国谷访谈录

《直言不讳——中国当代艺术家系列专访》/金锋
时间：1999.11.5. 0：20
地点：广州•博尔赫斯书店


金：你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创作的？
郑：可能是时代不同了。能够操纵机器的人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连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学生都可以很方便地拿起一个机器来做摄影。这给人感觉很方便，记录的方便，而且摄影的呈现方式亦有一种携带的方便。你随便都可以参加一个摄影展。你不用很辛苦地去做什么综合材料或其他什么。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因为这有一个咨询时代、一个影像的东西在里面。影像的记录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容量比较大的、象文字一样又比文字来得快的……
金：这就是说你用摄影来表达你的思想比较直接，来得比较快？
郑：对，而且操纵亦比较方便。它会给我带来方便，而不是麻烦。比如你要体现一个东西，就用很多物体去建造你的一个观念，这时候，你觉得……可能……最后亦是一张摄影，而且还是一个片段。那么你干吗不直接用摄影来反映你的艺术观呢？所以，我觉得摄影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作品，而不是一个记录。他所有的东西都有已经安排好了，它可以在摄影中间去完成你的一种想法。摄影本身是作品，给我感觉非常好。
金：你最早开始做摄影是哪年？
郑：94年。那时，主要是一种异常的阳江青年，只要是一种生活场景，我都把它容纳到我的想法中去。
金：关心你作品的一些人，或许都会觉得你的作品的发展一直比较顺利，亦就是说，你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跳动不是太大。对你来说，你亦许更在意的是你思维中的一以贯之的线索。那么，这数年来，就你的作品，你是否能挑出几件具有代表性的？
郑：我觉得，做摄影要继续的话，就是一张要比我上张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要是没有的话，我就会等待，我宁愿花许多时间去思考，下一张作品是比前一张作品要来得更有意思。要是纯粹的摄影是艺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阳江青年的生活与梦幻》比较新，每张都有一些东西在里边；《一万个顾客》亦不一样，因为它跟一种商业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想做一张我在一辈子都不能完成的作品，通过商业的购买来完成的。就是每人来收藏我一张作品，他就是顾客的万分之一。现在完成了万分之三十来张吧。就是有三十多个顾客来购买了《一万个顾客》这个作品。因为这跟收藏有关系，所以我这辈子都做不完。但是，它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养老金。因为它有一万张。当你面对这张作品是没有感觉的，但令我有点失望的是全都是外国人的收藏。
金：就你个人对摄影的思考与经验，你是否能谈谈中国目前观念摄影的现状？
郑：谈这个问题很被动，因为谈别人的事是很难谈的，这牵涉到很多人在里边。当时《中国当代摄影展》在柏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全国有这么多人在从事这种工作。我已经觉得观念摄影有点不好玩了。它让很多新的艺术家介入当代艺术，把它当成一个沙包来打。大家都来打沙包，就很容易进入当代啊！就是谁做一个摄影，就很容易被这个圈子里边认可。不过亦好，它能够随时让艺术家进入或者放弃。当你做不了行为，你就可以练一练或者打一打这个沙包。
金：你这样说，是否意味着你对当代观念摄影不很乐观？
郑：就当代摄影肯定要继续，但它需要一些更年轻的、更新和锐的力量介入这里边。现在很难看出有这种苗头。这种新锐是很难找的。
金：年初你在北京参加了《后感性》这个展览，听说当时吴美纯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是要求有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参与，这或许亦就是你所说的新锐的力量吧。那么，你是否能在总体上谈一谈对这个展览的看法？
郑：这个展览在北京一直是秘密进行的。总体来讲，还是象发大水一样，涌现出很多各种类型的东西。北京，可能那些人来往的比较密切，他们在共同探讨一种倾向。比如把有生命的东西泡在福尔马林里边，象英国的达明•赫斯特把沙鱼泡在浴缸里，有点象梦一样的倾向，所有的东西是冰冷的。你面对它，可能会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金：这样的作品对你是不是构成刺激？
郑：我只是觉得在当代艺术里边多了一个品种。在中国有了达明•赫斯特的传人。因为我是很轻松地去面对这种东西的，在它产生的时候让人感觉到只是北京又多了一帮人，他们在从事这种工作。他们与以往不一样，他们在作为一个种类被别人认可。北京比较群体啊！我那几天亦很忙。在异地做作品，所有的材料都要去找。快要展览了，某一种材料还是找不到，让人很失落。我还是在关注我的作品能不能完成。
金：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展览的真正幕后是邱志杰。在你与邱志杰的交谈中，你对邱志杰怎样看？
郑：邱志杰是一个比较善谈的人。我们在一起的谈话方式很轻松，经常会在嬉皮笑脸的嘲讽中去谈认真的事情。我们不会很严肃地为某种东西而争吵起来。在他那里，你会无意中发现北京的一些群体，如，绘画圈、摄影圈、录象圈、行为圈……一个圈一个圈的，而且相互间来往的比较少。但是我还是尽量地去了解一下……
金：我们把话题再跳动一下。我比较喜欢你拍太阳的哪个作品，这个作品的题目……
郑：叫《太阳照耀2》。
金：你是否能谈谈这个作品的拍摄过程？
郑：这是我最快完成的一张作品。只花了一个小时。虽然是一个小时，但实验中出现了问题。我拿去冲的时候，出来全是白的。这不是我要的，我想怎么会暴光过度呢？傻瓜机真的不能和那些设备好的机器比吗？我就重拍了一组，结果还是这样的。后来我就加大密度，直到太阳出来为止。我就发现了这是黑夜的太阳啊！所以我觉得傻瓜机里的有些东西你要去慢慢地发掘。它出现的效果跟别的机器是不一样的。它可能加不了一个滤光镜，它还原不了中午太阳的真实的面貌，但是通过暗房的加大密度，它会有另外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太阳照耀的光感会有一种“立体图画”的那种错觉。我觉得这张摄影在我的摄影里也是属于差异比较大的。是在一切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种效果。要是谈新摄影，我觉得它亦是比较新的。但也是一张关于太阳照耀万物的真实记录作品。
金：这个作品展出过没有？
郑：《太阳照耀1》在北京展出过，《2》没有。
金：《1》和《2》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郑：《1》不是球体的；《2》是球体的。可能要两对摆在一起，它们的差异就会很大。《1》亦有“立体图画”的感觉，只是视觉效果不一样。
金：据说你毕业以后就在搞公司？
郑：对。
金：现在还在搞？
郑：现在可能比以往更专业了。我们已经朝着室内装修和室外结合的一条道路走。因为我发现中国的建筑师是把室内和室外分开来做的，这里面很浪费。而且，整个中国都这么浪费。所以，我们在做一种……建筑的外观亦是我们设计，室内亦是我们布置，这样就很省钱。现在已经是愈做愈专业了。
金：那么你艺术上的投资都是靠这公司来进行补偿喽？
郑：我所获得的这个资金来说都是拿来做艺术的。因为我们中国是没有基金会来支持这种工作的。如果你有一个方案要实现它，可能你就会很累。我们没有一种象国外文化的、历史的那种做法，他们会花钱来让一些艺术家完成一些方案。我的合作者已经有一个好几十万的家业，七十万。但是我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物业，就是只有一些无形的资产。我的两个合作者，他们都有房子，生活过得很好。现在还是需要他们来帮助我来完成这种工作。
金：九三年以后，你参加了一些广州“大尾象”的活动，你是否觉得“大尾象”对你艺术的发展有所影响？








郑：他们做的比较早。他们亦在寻找一种相互影响。他们觉得要是有一个新人来客串一下展览，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外围的因素加入以后产生一种另外的效果。第一次我是一个客串的角色，我是作为一个新人进入展览的。
金：当时你作为“客串”的角色参加他们的活动，你拿出的是怎样的作品？
郑：我是用综合材料做的作品。其实，我亦不知道那个作品是怎样的，现在比较遥远了。只记得，当天晚上的场面是比较火暴的，给人有一种……哎呀！这个人有一种一夜成名的感觉。哎呀！这个人做的东西很新呵（自笑）！
金：是否与“大尾象”的作品有很大的距离？
郑：它不是一种距离，是跟他们有点不一样，不相干。我觉得他们虽然是一个群体，但是面貌相对是很独立的。
金：你自九三年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一直在从事着当代艺术的工作。特别在今天，许多人在喜欢着你的作品，你亦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那么你是否能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谈谈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
郑：当代艺术似乎已经是一张通行证了，只要你在从事着这样的工作，人家都会接受你，批评家已经不再拒绝一些东西了。但是我觉得艺术家现在的工作是要拒绝某些…譬如说批评家在倡导一个什么主题，说起来是挺好的，但是里面混杂着某些东西啊，象一种地雷阵一样，艺术家要面临着踩上某个地雷。以后可能参加一些活动，要尽量地学会拒绝某些东西。如果不拒绝，这种现象会成为一种主流啊。因为是一个多元的文化，什么种类都有，是不是真正是你喜欢的一些人参加，还是所有的人都有，或者是批评家象导游一样，他只是带领观众去游览一些风景、旅游区一样，这时候，艺术家只是一个景点，而且他要让这些景点去带动一下新的景点……反正一句话，艺术家要学会拒绝。就是说，以前是批评家会拒绝艺术家的东西，现在可能这个时代要反过来，艺术家要拒绝一些批评家的操作。我更希望有一些新的策划人，他们的思想比较敏锐……
金：我们曾谈到目前艺术家出来做策划的问题，甚至于有些文字都由艺术家自己来写，如邱志杰。那么你个人对艺术家出来做策划这样的形象怎么看？
郑：艺术家做策划是超越了他的界限，这不是他的工作。当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去做了这个工作，这是他发现了某些策划人做不了的展览，比如《超市》啊，这是一些新的、不是很学术的展览。这样的展览，我觉得还是艺术家做策划比较好一点。
金：艺术家做策划是暂时的……
郑：对，它在等待一些新的策划力量的产生。
金：一些艺术家都比较看好吴美纯，你觉得呢？
郑：我觉得她意识到了一些新的力量在里边。她会寻找一些新人来注入当代艺术。让人家感到她的想法是想让人耳目一新，以此来打破以往的既定的策划。如果策划人找一些在艺术道路上走了很久的人，那么这样的展览是很稳定的，不会产生新的东西。这些人都是功成名就的或者其他。我希望产生一些更新的展览、一些策划人。这个时代的变化已经非常的大，批评家躲在家里搞文字，可能已经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艺术已经跟生活靠得很近了，比如现在的行为要有社会环境在里边，才有一种生存的空间。
金：最后问两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可能与本采访无关。第一个，你最厌恶什么？
郑：没有什么厌恶的吧！反正都是苦中作乐，艺术与生活的角色往往是相反的，所以有一种互补。
金：第二个问题，你是否经常潜在地给自己压力？
郑：我的压力是在寻找一种契机。









注：是日晚上11：20分，在博尔赫其书店十八层陈侗先生办公室旁边的阳台上采访郑国谷。当夜漆黑一片，俩人在略有凉意的夜色中谈了近一个小时，结果发现居然没有录进任何谈话，实是一大差错（最后还是要重新录一遍）。在此各郑国谷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