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更解恨！

侯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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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谷，生于1970年，在阳江生活和工作。
90年代初，特别是92年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社会体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代中国人的视觉艺术世界，由于表达方式的日益自由和话语的革新，跟前卫派一争天地，并经历着根本的变化，新一代的艺术家中没有直接卷入80年代初前卫运动中的，正成长为拥有新思想、新价值观和新话语的艺术景观的中心，郑国谷便是这群出类拔萃人中的一个。
生长在广东省阳江市的郑国谷，也是在广东接受教育，文化开放，在广东是很有传统的，自1980之后，又受到香港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国谷有意识地接受了流行文化并对转型时期社会中生活也艺术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以丰富的幽默和特别的创意，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中，他看到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他用照相机讲叙了一个关于真实生活的新故事，以及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想象，幻想和享受。通过一架简易的照相机，他拍了一些记录他同代人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那些被真实与虚幻的不定性和随时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新思想而接待不知所措的人。在他的组照“我的新娘”里，他讲叙了一个关于与一个不是自己的新娘度蜜月的虚构故事。为的是以此来表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阴差阳错。对他来说，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假设的，甚至新娘，蜜月都是可以假设的。组照“阳江青年的越轨行为”把真实与假设的趋同性表现得更为引人入胜，更富讽刺意味和喜剧色彩，象一些Kung Fu 电影一样，一群青年人在暴力和嘻戏当中，开枪，追女仔，斗殴以及和警察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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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规模空前，无疑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最壮观的变化，一种新的城市概念诞生于独特的社会进程中——融合了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经济和原有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新概念体现于城市横向或纵向的扩展过程中。无数个新市区在发展，无数高楼遍地生根拔地而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居住条件以及环境观念也随之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大胆冒险的经济、社会、文化项目及策略也相应问世以正视并适应这新的现实。在这种社会与文化的变革中，当代艺术家当属最活跃也是最敏感的群体。从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成都，艺术家们面对着新都市生活，探索着各种介入方式。
郑国谷属于随可口可乐、功夫片、流行音乐及电子游戏长大的一代。与成长在七十年代文革动荡时期以及八十年代盲目乐观的乌托邦时期的老一辈们不同，新生代身上意识形态第一、理想化的思维荡然无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更加现实，更加开放，追求好玩，自娱自乐。这一代艺术家没有任何历史阴影，摆脱了意识枷锁。他们积极地拥抱由新消费社会创造的新形势，并把之作为他们艺术语言的基石。拎着最流行的袖珍照相机，郑国谷拍下最为独特的摄影作品，揭示了新生代的生活，他们的欲望，梦想、幻觉，以及对青年文化与金钱政治权力之间矛盾的现实主义态度。同时，在他的艺术观念及方法当中借用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大规模地生产流通。他把照片复制成上千幅的细微图像。另外，将文学和建筑融入他的创作中，这种自由和大胆尝试的精神，恰恰是未来一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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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融入到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体系中。这不可逆转地促使中国社会向消费主义转化。和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一样，艺术家们也不得不直接面对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新价值体系的挑战。同时，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步伐的加快，中国艺术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曝光”机会。这显然意味着，每一个艺术家都要面对一个与国际艺术市场，机构及媒体打交道的现实。如何在自觉地营造一种“国际性”身份的同时，又不轻易为强权的市场体系所操纵，如何抵抗商业化和投机主义的压力，也随之成为了不少艺术家所共同关注的紧急课题。在商业化的社会大潮中，如何不让个人独特的声音不被淹没，如何维护个人的独立立场，成为了这些艺术家面临的任务。
郑国谷在商业潮流和流行文化中长大。正因为他对于消费社会的直接感受，郑国谷对于消费主义的价值的批判特别彻底和恰当。在《一万个客户》等作品中，他透过自制玩具并以最普通的方式把它们制成可以大量复制散发的照片，在“偏执”和“自娱”中表达一种对消费主义逻辑的嘲讽。而以“反携带方便，反虚拟，反波普，反艳俗，反骨子，反广告，反泼皮”为“目的”的《公元两千年，再绣两千年》，通过把可口可乐等大众流行饮料的瓶子复制成沉重的金属物品而把它们变为“历史的沉淀物”。这正是与以即时消费，即时获利的消费社会原则背道而驰的选择。
九十年代中国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摄影的大量使用。这无疑与商业文化的泛滥直接有关。然而，在大量的摄影作品涌现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细节：一些具有批判精神和个人立场的艺术家拒绝简单地接受这一方便而有魅力的工具，象大多数人那样追求技术的完美和商业化。他们在利用摄影工具的同时，寻求的是对于摄影的“技术主义”崇拜的讽刺，并保持个人的立场和与“潮流”的距离。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郑国谷。他使用最大众化的“傻瓜”照相机来拍照，以拒绝流入形式主义和商业化的“完美”。而他最近的一些避免使用照相机的“摄影”计划则更加直接地以消解摄影本身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