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五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李山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少数几位最重要的、有影响的艺术家之一。1993年是李山艺术创作道路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将艺术思考转向了与生命科学相关的问题,并于1995年开始为生物艺术创作做科学知识的准备工作,并给出了生物艺术的定义。
翻开中国20世纪当代艺术史篇章,李山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他曾以《秩序》和《扩延》等系列绘画引领一批上海实验艺术家进行抽象绘画的探索。而后又以《胭脂》系列转而走入政治波普风格的创作,这一系列也成为他最为公众和国际视野所熟知的作品。1993年,《胭脂》系列参展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他是最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之一,也是1984年至1985年中国美术新潮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然而1993年的这次威尼斯之行,对于李山而言不单是个人履历上的一项荣誉,更标志着他个人艺术创作的转折点。展览上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的作品半人半兽形象带给李山极大的视觉震撼和精神冲击。就是这一年,李山放弃了自己所熟悉的绘画创作,将艺术思考转向与生命科学相关的课题,在原本属于上帝的施工图纸上写写画画,开拓出了新的艺术领域——生物艺术。
在李山看来,生物艺术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与生物科技的跨界,更不能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界定和评判。生物艺术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识艺术的新途径,不如说在测试人类的思想和考验人类的态度,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建构。玉米、水稻、蜻蜓并非传统的艺术载体,却是李山进行生物艺术创作的对象,其核心思考在于启发人类从基因层面看待自己,从身为人类的概念中自我解放,以更广阔的视野自我审视。基因在艺术家看来,不仅仅是生命的基础物质,更扮演着生物大同的角色,帮助人类从自以为是的生物学最高阶序上走下来,重新认识各个物种,思考人与万物的关系。
李山:1995年的时候我读了一些生物学相关的书籍,从中得知:“一个生命体不是建立在某些化学物质和分子之上,而是基于一种简单的、纯粹的信息,生命现象是遗传数字的信息传递,外在表象是一个密码的载体。”这样的认知在当时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和可接受的能力,我当时有一种被击倒的感觉。或者说一种失败感,我的艺术道路创作的转向因素很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我对于生命的全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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