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艺术带来什么:从李山读起
文/魏静静
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他1859年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生动地描述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自然好比一件无署名无边界的艺术作品,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却呈现着异常精确的秩序。它像一句有所指的宣言,语气近乎平静,但却直接传达了生物学家对传统宗教的怀疑和批判。“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无视万事万物中包含上帝影子的千年神话,也因此遭到西方当时主流学术界的强烈攻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科技的应用走进大众的生活时,“生物进化论”变得实际并被重新阐释起来。不仅科学界,连艺术家都逐渐关注起生物的起源法则和生命的遗传密码。
从一战后到二战爆发的期间,已经有艺术家尝试用生物科学的手段进行试验创作。美国摄影师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在1936年MoMA的展览上展出了一组形状古怪却异常美丽的飞燕草照片,史泰钦利用植物盐基所含有的毒素能诱发花种变异的生物原理,进行了系列化学实验,其中还包括多种植物的混种杂交。之后,他向学术界和公众宣布了植物的自然繁殖也可以被看做事一种艺术的观点。
在此之前,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明爵士(Alexander Fleming)也在医院里展出了他用细菌创作的绘画作品,笔者罗伯·丹(Rob Dunn)在文章“用盘尼西林作画:亚历山大·弗莱明的细菌艺术”(Painting with Penicillin:Alexander Fleming’s Germ Art)中描述:“他在不同的天然颜料里培养微生物,并按照不同颜色的需要把它们洒在纸上对应的位置。他在培养细菌的器皿里装满琼脂,一种像啫喱(从动植物中提炼出的胶性物质)似的营养物,然后用丝(实验室的工具回线)来嫁接器皿里各个部分中的不同物种。从技术上讲,这种绘画非常难实现。弗雷明必须要找到带着不同染色体的微生物,还要精确计算嫁接它们的不同时间,以便所有的微生物都可以同时成长。”这是二战之前最早涉及生物、医学、化学领域的跨界性实验创作,他们挑战了人们对“艺术”和“艺术家”的传统认识。
1998年,中国艺术家李山在纽约制作出他的“蝴蝶鱼”方案,在2000年的《倾向》杂志中,他陈述:“为此我运用生物学技术从活体生命的基本物质蛋白质做起,从鱼和蝴蝶卵细胞内各取出了一段DNA,打开DNA份子,将鱼的mRNA信息链上的密码子与蝴蝶的mRNA信息链上的密码子按偶数或奇数对调,核糖体跟往常一样沿着mRNA链移动,但阅读的信息已被改变。这样,一种携带我本人意愿的蛋白质被合成,将合成新蛋白的DNA分子放回原处,18天之后鱼的卵和蝴蝶的卵分别生出‘阅读’作品中所出现的生物。”相比弗雷明直接用细菌作为媒介进行绘画,李山更接近史泰钦的试验方式,因为他们都以被修饰的基因为媒材,创作生物界中不存在的生命样式。更改了生命的体质和存在状态,这其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和需要解释的问题,应用生物基因工程和生命合成学的基本知识来应对生物体细微繁杂的变化过程。其中也伴随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渐次的程序推进。关于生物艺术的了解,在国际艺术生态、收藏界和艺术市场中一直处于冷门的状态下,有必要将其中的基本原理和美学观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廓清。
一、一张关于生命密码的无限清单
以基因修饰和基因重组为主导思想工作的创作方案或实施,其最重要的原理是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教条:中心法则。通过理清这个中心法则的运动状态和目的,就是认识生物艺术中关于基因工程的关键要旨。在现实中,要观赏一件艺术品,不论它通过何种复杂的技术和理论,对于观众,不是那么容易地能立马掌握它的工作原理,尤其对于生物、化学、计算机、医学甚至统计学等跨界交叉的综合学科。但是,对于创作实践方案的核心思路,我们可以寻求通俗的理解,理论的认知也可以借助现实的经验。如果不想陷入细胞学复杂的物质构造中,观众也可以寻求艺术家的创作手稿。李山的手稿给予了很多便捷的答案,同样,也透露了生物艺术的学术秘密。李山1995年在纽约的《读书笔记》中,用生动诙谐的语言这样描述“中心法则”:
“细胞开始制造蛋白质时,细胞核内双螺旋DNA便分解成为两个单键,信使RNA(即上文中提过的mRNA)把DNA上合成蛋白质的密码‘抄录’下来,然后被派往细胞质,在细胞质中与蛋白质的制造车间核糖体结合起来。这时,转运RNA(T-RNA)便忙活起来,它能够识别信使RNA上的遗传密码,因此充当了‘译员’的角色。转运RNA(T-RNA)表现得相当活跃,它来回工作,把相应的游离的氨基酸‘领到’核糖体那里报到。”
从这段话中,一个艺术家从理性的纯物质方面去研究并揭示生命的遗传秘密,使人想起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最著名的《第二性》中,从自然生物的角度分析、阐释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区别,让读者在现实宏观、单一又抽象的形象上做深入浅出的认识。这是阅读生命的具体方式,也是对物种自然物性的尊重态度。
李山在提到庄子“大同”思想的时候,莫若世代圣贤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中明确的道,指出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就是对道体悟的实际方法。创作并非活在抽象的冥想中,这也是生物艺术的现实意义。而生物艺术不同于生物科学的本质区别,也存在于这个中心法则中。生物科学的终极目的是:复制。科学家通过物种优胜劣汰的法则,根据人类健康的需求,将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物种保留下来,而不利或者不产生作用的物种进行残酷的丢弃。选择的过程,会牺牲很多不为人知的、被当做垃圾丢掉的生命。而生物艺术恰好与这个法则相反,或者有违抗的姿态。它的目标是创造新生命,并非直接的服务于人的健康,并没有被主动淘汰的生命,它们受到关注。这考验着人类的对异己对象的思想和态度。
张洹(上海艺术家)与李山2004年在上海李山的工作室中,这样形容李山的计划和态度:他对重新杂交过的新的生物感兴趣,所以他要做他希望跟这些动物在一起,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成家立业。这个浪漫美妙的想法却也道出了新媒体艺术的终极目标,以人的现实幸福和兴趣为创作理念,倾心于书写新的生命体悟和经验。李山与他的变异南瓜、玉米、水稻在一起,长期的共同生活,对植物的精心照料,也引发了对新伦理和前卫观念的思考。生物艺术的制造过程,也是生物艺术的本身。这不免让人想起美籍巴西裔艺术家爱德华·卡茨(Eduardo Kac)最著名的荧光兔“阿尔巴”(Alba),长期以来,“阿尔巴”在生物艺术史上被看做全世界第一个生物艺术品的诞生。这只被创造的兔子基因被编入了水母的绿色荧光基因,因此在蓝光下会发出绿色的荧光。阿尔巴与卡茨一起生活,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被给予名字和新的生命体验,相信生活中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真正有意思的是作者对故事的分享,如果卡茨愿意的话。李山在以数位输出的电脑合成技术制作的“阅读”图像和“遭际”视频中,也融入了自己的身体器官,比如李山的嘴巴“长在”苍蝇的眼睛部位,手掌的肉片又变成飞蛾的翅膀,生殖器成为蜘蛛的身体等等,这些趣味横生的图片启发读者对生物艺术未来的联想。会不会在多年以后,我们可以实现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拼贴出自己喜欢的形状。有必要提及的是,爱德华·卡茨在1997的作品《时间胶囊》中第一次提出了“生物艺术”(Bio Art)的概念:基于最新的生物技术创作和操作生命。
关于生命的诞生密码——DNA的复制,李山在创作手稿中写道:“首先DNA两股分离,充当合成新股的模板,然后一个个核苷酸依照碱基互补配对规则组成新股,形成两条双股DNA,而且两条DNA携带的遗传信息一模一样,接着两条双股DNA分离,细胞也分裂成两个子细胞,而且含有相同的DNA。”这是生命诞生的遗传法则,而基因工程就是在这个法则的形成过程中进行人工操作,例如李山蝴蝶鱼的方案中提及的:在转录过程中的信使RNA上的密码子对调。因此改变了母体的遗传信息,进而也就更改了之后物种的生长性状和存在状态。跟1996年诞生的克隆羊“多利”一样,对物种基因的改造、重组、杂交等人工作业,也引起了道德、伦理的现实问题。
李山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认为伦理和道德也具有历史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物种的变异是自然的必然选择,而人对这个选择的干预也并非不可,这个过程就建立和考验了新的社会伦理关系。值得指出的是,蝴蝶鱼不同于“多利”式的克隆-复制,多利体质较母体而柔弱,性能力不强,5岁时患了关节炎,6岁(正值壮年)患肺癌死亡,而这是一种老年绵羊的常见疾病。生物艺术创作的新生命虽然也没有父母,但年龄是从0岁开始的,身体的形状是完全独立性的,其身份也应该被建立在一个单独的系统。但被克隆的生物,从母体的年龄开始计算,还是从0岁计算,还是两者之间的某个年龄计算,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是克隆技术在所谓伦理和医学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除了复制的概念以外,对于认识生命的遗传密码,从单个细胞的结构读起,我们还会发现探索的广阔无限和生命科学知识的复杂体系。每一个即使再微小的分子,都包含了生命不解的终极指令。生物艺术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拨动这个指令。
二、合成生命学对“基因零件店”的未来预期
2012年,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李家维,在台北当代艺术馆“艺术家面对面:李山与李家维座谈会”中谈到合成生命学(Synthetic Biology)的发展时,说:“这门学问的预期是,将来我们走进一间基因零件店里,就像小时候我们去买零件组装收音机,买零件组装电脑一样,将来我们走进基因铺子,可以买到一个一个的基因,回家组装起来以后,创造出我们想要的生命。”“基因零件店”、“购买基因”、“创造生命”这几个关键词就足以引起观者的兴奋点,就像看大片中拍摄的魔幻高科技一样,未来我们可以自己制造主角,根据需要和意愿来创造想要的角色。
即使科技的发展和学科的成熟已经为生物的设计和制定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将一个细胞培育成一个原创生命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并且受到法律的硬性制约和社会伦理的强烈诘问。当下生物艺术家能做的,还仅是利用植物、细菌、微生物、用于实验的小动物等来试验实施方案,例如卡茨的兔子、李山的农作物、史泰钦惊人艳丽的照片。
1996年,澳大利亚表演艺术家Stelare认为人体的形态已经过时,想了很多办法来延伸身体的机能。他从自己的胸腔里取出一块皮肤软骨组织来造一只新的耳朵,直到十年后,才有医疗团队支持他将这只耳朵植入自己的前臂。第三只耳被装上了无线蓝牙系统的耳麦,当我们用手机给Stelare打电话时,可以跟这只耳朵对话。他在牙缝隙中安装了听筒和话筒,当他张开嘴巴时,我们能听到呼叫者的声音。而这声音也是第三只耳听到的。设想,我们带着第三只耳走到世界各地,可以听它听到的各种声音,而别人也能听到我们在听什么,那会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体验!但是手术还是具有危险性,器官经过人工培育的方法也需要漫长时间,因此还不是一个便于普及的设想。包括李山最早的蝴蝶鱼方案。但是通过鱼与蝴蝶的故事,我们多少掌握生物基因工程和生命科学的基本思想,了解对于生灵改造,科学家或者艺术家是在哪里动了手脚,生物艺术家探索生命的密码并将之展示在大众面前。2015年李山在哈尔滨的笔记中,记录:
“2014年,含有人造碱基对DNAM和D5SICS的DNA在生命体中复制成功,由四个字母(生命的原初形式是由A、C、G、T来书写的)增加到六个字母,天知道会创造出少新词汇。如果艺术家能够修改‘翻译’即修改RNA,使RNA有能力识别人造碱基,并将其纳入信息系统,实现基因表达,这将给生物艺术创作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人造碱基的插入,破坏了‘DNA-RNA-蛋白质’(即‘中心法则’)的完美句型,也给艺术家在上帝的施工图纸上写写画画,探究DNA行为的诱因提供了空间。艺术家所思所为的目的,就是寻找生命的别样的书写方式。”
从李山的文稿中,我们清楚携带生命遗传密码子的RNA上的碱基被科学成功制造,并复制成功,那就是说给生命实施遗传指令的密码子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那未来的很多设想便开始油然而生,“基因零件铺”的期望在理论上的实现更近了一步。况且在现实中能够给人带来很多好处,例如医学和农业方面。而艺术家李山的“蜻蜓人”也可能变成现实,人在地上躺着行走,或插上标有“翅膀”的基因零件,也能在天上飞翔着俯视这世间大地。关于用细菌作画,在培养皿中制造惊人的艳丽色泽的创作,便不再是多么稀奇的举动;法国女性艺术家Orlan勇敢地以自己的脸为画布,通过多年的整容术并展示给观众的行为过程,在未来可能会变成轻而易举的“移动的真人面具”;人们在自我修饰或定制新生命时,怀念上个世纪的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年),他被最早的一群生物艺术家誉为“艺术之父”,是观察微生物图像的先驱,并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它们。
如今二维的视觉造型和色彩冲击力变成现实可用的立体生命,变成我们可以“购买”的神奇的生命密码子。而那时,不论是李山2011年“十”字形标题的、对圣经创造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对立分界进行批判的印刷物作品,还是1999年爱德华·卡茨因干预艺术家基因导致突变,而引起极大轰动的“创世纪”(Genesis)系列作品,都将成为过时。跟李山长期合作的艺评家张平杰在《生物艺术的道路》(2012年/创意工作室)中也提到关于基因商业化的问题:今天科学的生命合成或是艺术的生命合成,都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种类优化的一个推进,而生物艺术则是让生命的形态变得更为自由多姿,生物工程基因合成的定制与配置,基因晶片的专业化和商业化使用,为生物艺术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对于基因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商业化的必然趋势,艺术家利用这商业的便捷,让被解除控制机制的基因获得充分自由的表达,都是科学和艺术史上巨大的进步。面对基因未知的、不定向、被解除原有表达机制的多元表达,新的社会伦理体系和文化生态必然需要被建立。刚过去的2018年美国电影《水形物语》(The Shape of Water)中,哑女艾丽莎和供实验室用的人鱼之间的奇异爱情,他们冲破特殊时期的强权政治和道德伦理,仿佛上演的就是未来人类和新物种的凄美故事。
三、“蠃鱼”的描述——重温“山海经”的荒诞无稽
记录古代志怪的古籍《山海经》,在第一卷“西山经”的后部分就有关于“飞鱼”的描述:蒙水出焉,南流注于洋谁,其中多黄贝;蠃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
古人记载的“蠃(luǒ)鱼”所见之处必有水灾,象征着民间不详的扫把星。但是发出的声音却似鸳鸯的凄凄切切,很能迷惑人,或许是自然界适者生存的进化结果。庄子在“逍遥游”中也虚构了北冥水怪:大鲲。它能水击三千里,张开翅膀就遮天蔽日。文学神话是留给后人联想的。1998年李山的蝴蝶鱼方案,若是换做鹰的基因密码子与鲨鱼的基因密码子对调,在科学实验室的操作下,解除它们基因的调控机制,那么出来的结果应该不是现在看到的“蝴蝶鱼”那么温顺而不具有威胁性的物种了。如果解除了基因的控制中枢,任由它们自由表达,像李山2015年《生物素描基础》中说的:艺术家解救它们的理由是因为它们曾经绽放过。
生物基因组中的15万基因在物种演过过程中,或许都有过属于它们自己的时代,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因为不明的原因而被抛到黑暗的角落。李家维教授团队在云南发现一种生物化石,长得像鱼,只有两2公分,但是眼睛、脑子都长出来了,可追溯到5亿3万年以前(早于过去认为鱼的祖先追溯到4亿年前)。英国《每日邮报》2016年署名为Stacy Liberatore的文章“研究人员展示人类祖先如何在食用中让蔬菜水果产生巨变”,利用很多的例证阐释从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之初到杂交的发明,然后进行基因改造的近现代时间,人对农作物的种种主动干预,造就了我们今天认为“味道鲜美”的大众化食品。从石器时代人类祖先摘下树上的果实,到文艺复兴乔凡尼·斯坦奇(Giovanni Stanchi)静物绘画中野生西瓜的特殊形态,见证了瓜果蔬菜的形态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后基因时代的重要标志是继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完成以后,人造生命(Artificial Life)的成功试验。2010年美国生物技术专家Craig Ventr博士领导的科学小组,在他的实验室制造出世界第一个人工生命,他将由人工合成的基因组植入一个被掏空内核的细菌中,新基因组竟然获得了细菌(单细胞生物)的控制权,从而生成一个新的生命。其影响不亚于当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Ventr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物种,是这个星球上生命的一部分。并且“人工生命”计划引入未来的基因设计,这也是生物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一个全新的、没有上帝制造影子的生物世界。
从1980年始,科学家发现特定的DNA片段可以在有机体之间自由转移,便开始了对物种终端形状的操控。但是对终端进行有目的的操控,也扼制了其他性状甚至原始性状发生的可能。例如美国肉食鸡的培养,繁殖只需要33天,然而抗病虫害和抵御气候变迁的能力很弱,与过去具有较强生存能力的家养鸡差距很大。对于自然或者人类的目的性干预,生物艺术家同样关注那些被淘汰掉的“垃圾”基因,给予公平的生存法则和自由表达遗传性能的机会。它们可能会回复原型,重新生长出我们不曾想象的形态和模样。就像考古学界在辽宁发现的,中生代的70~80%古老鸟类都长着牙齿,而现在的鸟类牙齿是被抑制住了,“其实只要把鸡嘴里控制牙齿发育的一个基因限制解除掉以后,鸡的牙齿就重新长出来了”,李家维教授这样说。李山2007年与科学家合作的“南瓜计划”试种成功,也经历了对基因抑制蛋白的尝试敲除和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当人们质疑艺术家参与破解基因密码工程的目的时,李山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生命的终极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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