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几个余友涵？—— 余友涵艺术观念初探 | PSA
2022-01-11 17:53

本文节选自李晓峰为“余友涵 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览同名出版物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几个余友涵？——余友涵艺术观念初探》。作为上海当代艺术创作的先锋人物，余友涵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教师，并以此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余友涵关于美学教育的思考与主张，以及他日常生活的点滴，呈现了一个平易近人、生动自然的艺术家形象。

如果你也曾是余友涵先生的学生，不妨留言告诉我们你与余老师的故事；展览也将于本周日（3月26日）结束，欢迎你移步展厅，通过与作品的对话来窥见一位多面的艺术家。

余友涵是一个极其热爱文明的人。他时刻保持头脑的冷静、清醒、理智，警惕反文明，反理性，反人类的一切野蛮、愚昧迹象，不容置疑地保持着自我、自由的底线，始终坚守独立、自主、平等和爱。余友涵让我们看到了精明、聪明、聪慧的差别其实源于人的教育、教养与文化素养。

余友涵原本就是一个清醒的教育家。他用心关心教育对象，关心年轻人。作为教师，他的平易近人出于平等待人、教学相长。从他一篇2000年《在上海工艺美校教学实践的思考》小结中，可以看到他对现代艺术教育的主张。基于那几年风景课上的新概念艺术教育，他在小结中写道：“在学生对景写生前，先讲解画风景的要领，即‘天地物、近中远、黑白灰、点线面’，并对照莫奈、塞尚、凡高等风景大师们的作品，讲解上述各个概念。在总的要求上，我只选择构图和色调两项作为基本要求和评分准则。在学生的绘画练习过程中，我不动笔修改，也不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任其保持原有风格进行自由发挥。一天写生结束，集合所有学生，对照大师作品，讲解学生习作的优缺点，并要求学生针对自己作品所存在的问题，在大师的作品中寻找解决办法。这样经过三星期训练，将近50%的学生画出了让我激动的风景画来。”“我认为，学生那种因人而异的‘本色’正是可贵的个性化创作的起点，如果教师以某种先验的观念、流行的方法加以粗暴干涉，艺术嫩芽就有可能遭到破坏。学习应是学生主动的行为，教师的工作是帮助学生在保持个人风格的同时，学习普遍的艺术规律，在不断的实践中通过扬弃让自己的创作个性熠熠生辉。”“我认为不存在所谓与创作无关系的‘纯基础’；也不是必先打好基础然后才能从事创造。”


进而，余友涵提出他的美育思考与主张。“教育首先应该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灵，其次应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与研究方法，在美术教育而言,还要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观。”“几十年前，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今天，21世纪新概念美育工作者的要求应该是：1、有教育整体思路的觉悟（人·心灵·爱心·人格·道德→思想方法·修养·审美观→创造能力·全面技巧→技术·技法）；2、有宽泛、敏锐的艺术鉴赏力，有一个谦逊、包容的民主的教学态度；3、对中外美术史有纵（历史各时代）、横（各国各流派）两条线的明晰的概念，见多识广；4、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方法。”

他认为：“我们国人的艺术理性思维远未建立。学习艺术，我们平时更多的只是模仿，感性地临摹或者‘苦练基本功’(我们对基本功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对中外美术史上的优秀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新文化创建的关系，如何继承与创新等一些重大问题却缺乏必要的理性分析和思考。我们不善于创新，我们也不善于学习，我们很少反省，我们听从习惯。当代对于艺术的理性思考，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改过去与手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手上功夫为与现代信息时代相适应的观念性创造，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请不要误会，以为我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请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学习和思考，我们最终会实现这个转变。”余友涵又再次表现出对民族的关切与忧患，并表达了他善意的耐心。

余友涵还是位学者，强调文化理性，兼容外域文化与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对历史心怀敬畏，对世界怀有虔诚心；余友涵又是一位专家，强调专业性，重视技术性训练；余友涵更是一个勤于思考也善于思考的思想者，他很早就将中国当前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存在的误区归纳为“九轻九重”：“1、轻历史、人民、社会、时代，重个人小‘我’（指创作视点及个人胸怀）；2、轻人文内涵，重技术外观（不能以作品见人格，不能以高尚人格影响人）；3、轻创造，重因袭（没有原创力，不重视观念，因袭前人创造的美）；4、轻修养，重技法（不能以高格调提升人）；5、轻理性，重感觉（不懂得艺术是感情与理智的高度结合，瞎碰）；6、轻整体，重局部（无论技法、修养都不全面，画面也不整体、不和谐）；7、轻真诚，重时髦（随潮流摇摆）；8、轻纯朴、简洁、自然，重浮华、堆砌、雕琢；9、轻学习积累，重短期效应。”


余友涵是一个追求人格独立的人。他痛恨教条化、僵化，警惕武断、妄断、专断，反对专制、独裁，主张独立思考、诚实思考、批判思考：“艺术表现心的自由，艺术有利于打破意识及文化的束缚；艺术求新，但新不是唯一的标准；艺术是创造，但创造不是唯一的要求；心灵有多少需要，对艺术就有多少需要；艺术需要诚实，艺术家更应该诚实，但诚实不是艺术；艺术追求完美，但完美的艺术最不完美；批判是现代艺术的生命，美即批判；过多的批判之后人们渴望安静，这时美即安静。”

“现在看来，艺术的现代化不现代化，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真诚与创造。现代化是自然的事，生在当代社会中，如何还能造出古代的艺术来？真诚是内在的真实，把自己独有的最真实最想表达的感觉充分表达出来。”余友涵是带出了不少的叛逆学生，可后来，他却反对“当代”，甚至反对“现代派”，态度鲜明，语气不容争辩。早在1995年他在纽约给国内小友通信中就明确提出“到西方来仅仅是为了告别西方”。还说“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出国，出来看看，仅仅是为了丢掉迷信，会回去好好地干自己的事。”

余友涵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他貌似民族主义的绘画寻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平和的艺术与乐观的世界。“中华民族智慧、朴素、含蓄，中国的艺术优美、典雅、自然、高度概括，反对自然主义，反对装腔作势，反对过火或炫耀技巧，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从而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特点。”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根溯源，他提出了画圆所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一个“自足、安定”。他深切体味到圆的静中带动所传达出的“瞬间”与“永恒”的圆融、圆满，进而画出圆的润泽、节奏、调性。所以，他才要求绘画的气质“力求清新、优美、温和，有时带些神秘感”；“我借此表现了欢乐和对生命力的赞颂”。悲天悯人的余友涵居然走向欢乐和赞颂！

作为上海现代艺术教父级人物，余友涵过着市民化的生活，以平常人的平常心，生活在上海闹市区的一隅。闹中取静地在接地气的凡人凡事中找他艺术灵感。余友涵总以小人物自比，平日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我曾问他为何不换辆新的，他得意地回答我说，这辆他花400元买的二手车可是英国名牌。生活中也很识货的余友涵是上海的“老克拉”，平常的相貌却眼神狡黠，会偶露“歪念邪才”，像个调皮捣鬼的老顽童。余友涵谦和随意、气定神闲，又至清至纯、洁身自好。


余友涵很少人前夸夸其谈，更多的时候是倾听，眨着狡黠的眼睛，彬彬有礼，寡言少语，却感到他眼耳通天，他喜欢听年轻人讲，喜欢与年轻人讨论，甚至喜欢与他们书信，成为笔友。他人前警觉，却与心灵相通的人滔滔不绝。谈起自己参加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他却说“我没什么感受，看到其他人的作品也没什么触动。那个时候画画的已经不太多了，大部分都是装置啊影像啊什么的，越来越多，这些东西我不太有兴趣，我还是喜欢画，我好像是运动员当中喜欢走路的那种，虽然发明了自行车汽车赛车，我走路也还是可以，对吧？一直到今天，我喜欢走路我还是走路……”

前不久遇到余友涵先生，又聊起他抽象画的来由。说他有个同学“门槛很精”，怕去当兵，测视力时，就装不行，看测视表符号往左他偏说往右，往上就说是向下，所以他就逃避了。自己却因为不够精明当了兵，参加的通讯营，学发报，“滴滴、答答”，“滴滴”是点，“答答”是横，成了他“圆”系列的来源，只是这个“滴滴答答”已不是发报层面的简单符号了，而是留在他内心深层的某种潜意识。他补充道，当兵让他有种被死亡威胁的恐惧。记得有人说胆小的动物都聪明，其实，余友涵身上兼备着胆小谨慎和计较精明的上海性格，狡黠而又清澈，经历过受伤的情结让余友涵不仅时刻保持警觉，还能在不断的反思内省中自我超越、自我救赎。时常冷静漠然的余友涵又是很讲究人情味的。他念念不忘童年与邻居范家爸爸学画偷艺，视为开启鸿蒙的恩师。他说今天能画出来，与有这位邻居关系紧要。在2016年上海龙美术馆举办“余友涵1973－1988作品展”的研讨会上，他特意邀请了范额伦这位范家发小。

他感恩、惜缘、甚至宿命。他说过：“我画中的人，他们虽然处于各种自发状态，但他们是中华新文明的基础；他们虽然平凡，但他们是我心目中的上帝。”讨论有几个余友涵，首先是因为他易于识别却又难以标签化的多重艺术面目；是其既职业化又身份多重、既简单又复杂的自由状态；是其大师、鼻祖、先驱的光环与穿儿子淘汰的T恤的父亲的反差；是其精于计算又木讷寡言的性格、几乎固执己见的坚守与善于倾听的狡黠；是其始终变化的开放思想与始终坚持己见的自主观念；是其忧心忡忡的忧患意识与其天真无邪的乐观精神；是其作为前卫领袖、学生导师的功成身退与创作不辍、思想活跃；是其现代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宇宙主义的混搭综合；是其针对于难以改变的社会的“多变”和针对了疾速变化时代的“不变”。余友涵懂得，鲜活的生命，不仅需要小心谨慎的呵护，还须大胆果决的超越，敢于并善于“断舍离”。


所以，谈有几个余友涵，并非数字的计算与叠加，而是看到一个不停蜕变脱壳的艺术家余友涵；看到一个平凡自我又丰富卓越的余友涵；看到一个表面随和温和、内心固执坚守的余友涵；看到一个常常寡言少语、时时思想活跃的余友涵。在2016年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的“余友涵1973－1988作品展”研讨会上，余友涵的话题再次回到画画：“画画的事情，如万物生长。只要有泥土，有块泥地，到春天，草总会长出来的。当人民有自己的日子，有自由，就可以诞生许多新的东西，比如画画、拉琴。只要不过分压制，不过分领导。”

毋庸置疑，余友涵首先是艺术家。“我没有一种严格的理性思考，但是一张画中什么地方成功，什么地方不成功，是清楚的。尽管就我来说没有一种阶段性的感觉，但我的作品是在不断否定掉自己的，就是我觉得这样画法不行，就换一种试试。我觉得要变了，那是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是很自然的。”“创造也是与真诚相连的，自己独特的想法，只有用自己独创的手法，才能表达清楚。此外，关于技巧高下，具象画、写实画、抽象画的差别等，在我看来是一回事，对作品的好坏影响不大。文如其人，一个人只要他的精神DNA一旦形成，就决定了其作品的基本格局与价值。”进而，走向“大道至简”、“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余友涵的坚守：“我在画中排除各种风格,我用简洁的手法表现人物。”“我注重一种简单的表现。希望自己的作品和创作时‘简单’，如形状、色彩（只用黑白，也是少量的），但我希望我的作品的内容，不是给人少的感觉，而恰恰相反。”


当然只有一个余友涵；当然，也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那个丰富多彩、生动自然的余友涵。余友涵不限于画“圆”，还画了为物役或挣脱物役的“形”与“色”；不限于画形而上的抽象，还画了形而下的纷纷扰扰。他既面对了当下世界的生存现实，也思接了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既汲取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也借鉴了西方的现代艺术精神。

年龄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余友涵，仍然为着艺术的自由与独立，抒发着、描绘着个人的情怀与思想，并注定成为上海现当代艺术时间中，余晖和旭日的双重变奏和交响乐章。

*本文为部分节选，全文刊登于“余友涵”展览同名画册。


随着艺术电厂2016年收官展览“余友涵”的展出，展览同名出版物也已正式上市。其中收录高名潞、丁乙、保罗 · 葛思谛、薄小波、冯原、李晓峰所撰写的最新研究与评论文章，精选余友涵自80年代至今的创作百余张，逾十件新作是首次出版，并特编手稿、摄影与文献版块，旨在再度梳理艺术家的生平与创作历程，挖掘新视角、启发新思考，突出艺术家在中国先锋艺术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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