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友涵：正在画“未知的领域” | 雅昌
2022-01-11 18:24

文／彭菲

12月23日下午，“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系列”之“余友涵”回顾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展出，这是艺术家余友涵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全面的回顾展，展览呈现绘画、手稿和文献，共两百余件，涵盖早期抽象、“圆”系列、“啊!我们”系列和“沂蒙山”系列等，二十余件近年新作也悉数展示。

余友涵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1973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任教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其早年以自学为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多元化的创作方向，如以“圆”开始其早期的抽象创作，对八十年代日常物——如自行车、热水瓶等的描绘等。八十年代末，余友涵以一系“毛”形象的政治波普作品，逐渐奠定了自己早期的创作风格。他曾说，在自己的创作从“构成”走来，曾深入研习塞尚、米罗、美国色域派等艺术家的作品。

1992年-1993年，余友涵参展“后八九香港中国现代艺术展”和“第四十五届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大展，他的政治波普作品在海外首次得到全面关注，不过，他却要摘下“波普艺术家”的标签，仅认为那是一段“属于他的青春回忆”，余友涵曾言：“我很珍惜那个时代，同时对那个怀有更多的反思与批判的情绪。我认为波普绘画，应该属于人民的历史，是活着历史绘画。”

结束政治波普创作后，余友涵开始创作“啊!我们”系列。该系列主要集中于90年代下半叶和00年代初。这些作品往往出现大量的人物画廊，他们以或平铺、或填充的方式充满整块画布。在创作这批作品前，余友涵先在杂志、书籍上剪下很多人物画像，那些人物穿越时代、跨越性别和职业（有古代雕塑、秦始皇兵马俑、近代旗袍女性等），俨然是一幅幅生机勃勃的众生图。1999年，余友涵曾提到“啊！我们”的初衷：“我的眼睛，不管睁开还是闭上，我看见的都是人，我们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对于他们，我集中了我所有的理解于感觉，我耗尽了我的过去并将耗去我的将来;对于他们，我体验着恨与爱。他们，不，应该说是我们，是我们在我心中，我的脑中，我的眼中。”

画完人民、再画土地。2002年夏天，他与同事到沂蒙山进行写生基地的考察，最终回到上海完成了“沂蒙山”系列。早年，余友涵对上海法租界和嘉定等地进行实景写生，而“沂蒙山”系列，则是习惯城市生活的他，表达对自然乡野的朴实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示了余友涵近年创作的20多件作品，他的思绪离开陆地，冲向宇宙，作品描绘了他“不知道的领域”。余友涵告诉雅昌艺术网：“我画这些作品时像开了一个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一样的。今天，我看了别人给我新闻，美国上月球的宇航员好像有几百个，但现在政府不再在宇航员登月后，发任何公告‘我们在月球上发现什么’了。我觉得，这些作品，就是描绘我一个完全不知道的领域。”

看到这里，我们来看几张作品，梳理余友涵几十年来的创作路径。这些作品显然无法描绘他创作的全部，然而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到艺术家艺术风貌的变化，以及时代的变迁。


早期抽象和“圆”  系列

“圆”系列主要用点、线作笔法。艺术家多次提到老子对自己创作“圆”的启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尽管余友涵的创作风格在不同时间阶段有清晰的转向，但“圆”系列始终未曾间断，近来创作的“圆”系列更是尝试了新的技法，主题上呈现出对未知的探索。

政治波普：属于人民的历史
早于80年代末期，余友涵就开始转向波普系列，这和当时思潮涌现、社会变迁相关。处于那个时代的余友涵，发现他曾寄以内审情感的抽象“圆”系列脱离了不断前进的社会，所以他必须从之前的“象牙塔”里走出来。也正是那时，他买到了一本《波普艺术(Pop Art)》的书，了解到安迪·沃霍尔与理查德·汉密尔顿的波普艺术，他发现这种创新、具象、幽默，且具有强烈视觉感的艺术风格更适合变化中的社会。


“啊！我们”系列

“啊!我们”系列出现在“毛”系列之后，对于这次转向，艺术家自述画的是“既是一生中日日夜夜的情感所系，也是唯恐躲避不远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兵马俑的形象始终显露于这些画作中。冯原在《“时代之俑”与余友涵的“记忆之宫”》中提到：“余友涵所创造‘时代之俑’的意图，只是用他们的人形符号来标记过去的时代，这一存在于人的记忆中的时间关系，借助于他们的符号之形而被再度激活。这些‘啊，我们’，啊，他们，其实是在为那个创造了他们的时代招魂。”

“沂蒙山”系列

对于“沂蒙山”系列，余友涵曾说：“画了人民之后，再画土地，这是自然的事。”


对话余友涵

雅昌艺术网：您这次展览有20多件近几年的新作，尺幅很大，能和我们聊聊创作经过吗？

余友涵：说实话，我画这些作品时像开了一个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一样的。即使是宇宙一角，也不是很小的地方，一个小石头也有好几个地球那么大。宇宙中有多少星球，我也不知道。今天，我看了别人给我新闻，美国上月球的宇航员有几百个，但现在政府不再发任何公告“我们在月球上发现什么”了。我觉得这些作品，就是描绘我一个完全不知道的领域。


雅昌艺术网：能否谈谈您早期学画经历？

余友涵：我最早画画都是自学的。小时候，我的邻居是范纪曼先生，范老师儿子比我大三岁，我是和他儿子玩的。有一次，他儿子拿出一本很大的白色封面的、外面是一层塑料玻璃罩着的书，是毕加索的画册，里面有很全的《战争与和平》的各种文献，其中铅笔、钢笔的人形线条都收录在书里。我和他儿子说，这很贵的吧，他说很贵的，要100块，是在范老从图书馆买的，当时学校都舍不得买那么贵的书。

不过，范老师五十年代就被关进去了，我和他的交往很少，但是记得他房间有很多自己的画，都是印象派、野兽派之类的作品。他儿子有一次整理了二十多张，叫我去拍照，我拍好了以后能给的都给他了，但我自己电脑里面珍藏着，舍不得弄掉。简单地说，那算是我小时候美术的启蒙之一，范老和关良、刘海粟等老一辈艺术家在礼拜天聚在一起。

后来，我十几岁就参军了，在部队里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我一般很早就醒过来了，就拿着速写本，今天画你，明天画他，后天画他。有时他们还在睡觉，我就画一个简单的动态写生;有时候别人醒过来了，我就叫他坐起来，最多给我半小时，我给他画一个头像。当时就是用这种办法自学的。

参军回来以后，我是1965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的，不过1966年就“文革”了，所以到头来就只上了一年课，我上的是陶瓷系。我选陶瓷系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陶瓷历史比较久，从秦汉一直到唐隋至今。我想，别的艺术都是外来的，学陶瓷总能学到自己国家的艺术观点。

我们那时出示校徽和学生证是可以免费进故宫的，人家一看，“工艺的啊，进去吧进去吧”，这是我们学校学生最好的优待。一般是礼拜天，班主任带我们一起去看的，她会一个一个阶段告诉我们。后来有一门课是“陶瓷造型”，总之，学到的东西很悠闲，但不是说完全没有。

雅昌艺术网：八零年代您开始创作抽象画，是什么契机开始有这样的转向？

余友涵：我很难用一句话讲出来说“哦，就是这个原因(才画的)。”我自己也讲不出来。有一次，我们去我们学校老师家看到一件作品，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是抽象画，我说抽象画什么意思?他回，就是你平时看到具象的东西都没有了，就是线条、色块、黑白，你说这是画，同意的，你说这不是画，也同意的。这有一种玩的趣味的，你要玩二十张、五十张以后，你会有几张喜欢的，几张不喜欢的，那水平就拉开了，有些东西就是你创造出来的，里面有“艺术”两个字了。抽象画总体上来说，有一种和谐性，作品的内部、方块、色彩、点面之间，有内部的联系。我常和学生说，你喜欢，你就多画，多画就喜欢了。

到了中期以后，我的抽象画就是一条、一点、一条、一点，这大概得益于我好几年从吴昌硕的篆字上得到启发。我对此学习了至少两年，后来的线条就比较老练比较润泽。当然这是比较表面的东西，比较内里的原因是受到老子《道德经》的影响。

雅昌艺术网：八十年代末期，您开始创作政治波普，当时除了受到时代的影像，有哪些个人内里的变化导致您创作的转向？

余友涵：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连新华书店都要开始卖羊毛衫做生意了，这些急速发展的商业业态不是我喜欢的，因为经济往前走了，人的内心往后倒退。每个商店看住钱，钱高了人就开心，我觉得不太对。所以打算画一点东西，推动一下，那时候学校里面年轻人都想做“栋梁”，不是说做领导人，而是做出点东西推动一下。就是在这样的层面下开始波普的。

我第一张花的毛主席是天安门下的毛主席，我在学校里面画的。我画的毛主席的创作都是很正面的，很多人物原型是根据新闻图片来的，这些作品都挺好的，我说的“好”，是指都是很尊敬的，颜色也是比较鲜艳的。后来我画了美国大众偶像惠特尼，一方面她在美国非常有名，另一方面中国在逐渐向世界打开。

雅昌艺术网：本次展览里展示了2007年的抽象画《抽象五联图》，当时回顾抽象的原因是什么？

余友涵：回归抽象的原因，是和一些策展人有关，比如要做一个抽象群展，找到我，我说我已经不画了，他说你不画怎么行呢?所以我后来拿出了一些纸本作品。

雅昌艺术网：您除了绘画的造诣，也涉足过一些乐器？

余友涵：我有一个阶段学大提琴，那时候已经48岁了。我那时候血压高了，想找个事活动活动，其实相反，因为手臂蛮紧张了。我后来只学了一年。我学下来以后知道每天至少拉两小时，才能比昨天有一点点的长进，后来因为准备去威尼斯，所以就中断了。

雅昌艺术网：如何看待如今机会很多的艺术市场？

余友涵：其实我卖了一张画后，也会有“可惜”的感觉。尽管现在有市场了，但我其实生活和以前没有差别。

雅昌艺术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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