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凌远
以《胭脂》系列而享誉国际的艺术家李山在1993年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被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的作品所震撼,于是决定从绘画转向生物艺术,即从艺术上升到生命层面来见证生命的发展过程。从1995年达到纽约后,李山就展开对生物知识的学习并记录了大量笔记最终汇成了《李山读书笔记》,其中的内容涉及基因突变,基因重组,细胞等知识。而在生物艺术的实践上,李山主要是以南瓜、玉米和水稻等植物为主。这些相似的植物符号在他早期的绘画作品中也有描绘,比如莲花、白鹅和蜻蜓,绘画手法直接且有原生态的质朴感。其中的蜻蜓是李山艺术作品里重要的文本符号,也是唤醒他对生物史思考的一个开端。为此,他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就是能在未来突破伦理和技术层面的桎梏实现真正的“蜻蜓人”。
李山的生物艺术以基因修饰和基因重组为主,来强调不同生物的同等性,正如“2003年他在完成《阅读》后提出的有关生命等价和生物大同的观点。”著名评论家高名潞曾评价:“李山的基因重组可能不是让人更‘杰出’,而是让人变得更像万物。”李山对生命本身做出了提问,并且将生命放置在一个对我们自身进行反射的位置,来映照出我们对生命的矛盾态度。李山的精神性与艺术思考是具有开拓性的,并且在艺术现象中不断思考自我跨越的可能。从艺术到与生物的结合,他坚持了几十年。尽管这两者的结合充满颠覆与挑战,但艺术与各学科之间相互流通且互为载体的局面也并非偶然。回顾杜尚把小便池搬进画廊,一切日常物品就脱离了原始范畴,走向了成为艺术品和具备艺术美学价值的方向。这显然为艺术之后的“离经叛道”奠定了形式表现与发展的基础。而以生命为主的生物艺术是从无生命个体到有生命个体的转变与运用,一定程度上仍遵循了艺术脉络的发展。
生物艺术一词由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创造,但最先由摄影师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和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起。不过如何定义这门以生命为媒介的艺术学科仍是言人人殊,“围绕它的争议主要在于是以‘主题’还是以‘媒介’定义。”另外,围绕生物的艺术创作一直在形式表现和伦理道德上挑战着社会,特别是转基因哺乳动物的创造。李山同样意识到这点,因而涉及昆虫与哺乳动物,人或自身与昆虫小动物相结合的实验都采用影像呈现 。在《阅读》系列里,他就将摄下的部分皮肤与蝴蝶、鱼等小昆虫图像通过电脑进行拼贴和展示。显然,在棘手的现实状况下,李山转向植物的基因编辑是相对安全的选择。早在2009年,弗朗西斯·斯特雷西(Frances Stracey)就在《生物艺术:美学背后的伦理》一文里提到过大众对转基因哺乳动物创造的控诉。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狂欢式虐待’的审美放纵,并且谴责这些艺术家是生物技术产业里市场驱动的公共关系中的天真棋子。“但弗朗西斯·斯特雷西在文中也认为“生物艺术家应得到更多反思因为他们在传播新的生物技术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认为他们并非天真的棋子,而是深思熟虑、至关重要的干预者。”贾恩·亚戈津斯基 (Jan Jagodzinski)同样表述了”在思考未来时,教育应该认真对待生物艺术所在探索的东西。“他认为“教育的未来应当对主体性重新思考——后人类作为一种与自然的新关系、一种去中心化的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物种主义的一次严肃质疑,提供了对本体生成(成为的过程)的理解,而不是对本体存在(存在的状态)的关注。艺术、科学与哲学必须以少数主义的生物艺术(转基因)所向我们展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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